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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姑父名叫李世维,生于1930年,青州张裴村人。解放前,他家曾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地主,这样的出身也让他吃尽苦头。但是,生性刚烈、豁达乐观的姑父从来没有抱怨,虽然没有读过书,也不识字,但姑父坦荡从容的一生让我们晚辈钦佩又叹服。没能赶回去见姑父最后一面,成为我心中放不下的心事和隐隐的痛。 ——张国钟 解放之后家境败落 姑父一家受尽煎熬 我曾经问过姑母,姑父是哪一年出生,姑母说他比自己小一岁,她是属小龙的。我推算了一下,姑父1930年出生,解放那一年18岁。姑父叫李世维,青州张裴村人。听父亲说,解放前,姑父祖上曾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地主。我不知道他们家原来的样子,败落后的境况倒是知道一些。 小时候,我曾在姑父家住过一次。住的是他家原来的马棚,房子狭窄拥挤,破旧自不必说,印象最深的要算老鼠和跳蚤了。夜里,天棚上的老鼠像过马车,寂静的夜里,这响声格外惊心动魄。土炕上只有一张破席,几个人盖着一床被子,跳蚤顺着腿脚、脊梁乱爬。那一夜,分外想家的我又哭又闹,把一家人折腾得都没睡好。天不亮,姑父就把我送回了家。 农忙季节,勤劳能干、说话风趣的姑父来帮忙干活,母亲虽然很高兴,但却很害怕他住在我家,怕他身上的跳蚤。有一次,一个严冬的早晨,母亲把姑父盖过的被褥晾到院子里,惊讶地发现上面爬满了鼓着小肚子的跳蚤,寒冷的天气,它们冻得几乎不会动了。这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来的情况自然有了变化,可那时姑父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我不知道他在那样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沉重的生活负担下是怎样挺过来的,也不知道在以前的岁月里,姑父和他的家人受了多少煎熬。
读书少不识字,干得一手好农活 姑父不识字。我听说他的父亲好像也不识字,并且反对姑父读书,只是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全能的庄户好手,然后继承家业,多置田产,继续过着多子多孙的传统日子。但正是因为不识字,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他家没有看清形势,这才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姑父年轻时长得很帅气。前些年,电视里播放香港的武打片《射雕英雄传》,我们都觉得他很像里面的大英雄黄药师,那眉毛、脸庞、身材、神情,都挺像,就差手里面握一支箫了。这让我们这些晚辈对他平添了许多敬仰。再加上零零星星地听说了一些关于姑父的故事,诸如单手上树、力掀千斤巨石、一顿饭能吃数斤牛肉外加几张油饼等等,又让我们在敬仰中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也许是他父亲的培养,也许是他生活的环境与他的个性使然,姑父的农活干得极好。种地、养花、烤烟、侍弄瓜果,样样在行;建筑、修理、赶车、使唤牲口,样样拿手。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他都极耐心、极仔细,凡经他手的每一件事物仿佛都成了一件艺术品。他那赶车的马鞭,从鞭杆到鞭梢都经他亲手拾掇,鞭绳、鞭梢花纹拧得十分细致,像女孩的发辫,末梢还系上一条红绸,煞是好看。握在手里,人都觉得精神、神气不少,那时,我们这些小孩都以能够玩一玩他的鞭子为荣。 当然,他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有时候也让人觉得有些残忍。有一次,一头骡子发了犟脾气不听使唤,他左一鞭右一鞭抽得服服帖帖,然而骡子身上却留下了一道道肿得老高的鞭痕。我们看着有些不忍,埋怨他太狠,他却说:“牲口的记性很好,抽它一次,它就永远记住了。不然,杀不住它的性子,指不定什么时候,它就要闯大祸的。这其实是对它好。”这大约是他一辈子使唤牲口的经验吧。 个性强能吃苦,从不曾愁眉苦脸 姑父这种硬汉子精神,更多的则是体现在他自己身上,烈烟、辣酒、浓茶、重活、一生的苦熬,他全然不当回事。六十多岁时,同他一起干活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敢跟他较劲的。有一次,我到姑父家,正赶上麦收,看着他一个人在烈日下拽着碌碡一圈又一圈地打场,那么细致、那么耐心,似乎完全忘记了烈日的存在。我一时兴起,替姑父拉了一阵子,让他抽空歇会儿,没想到肩膀疼了好几天,脊背上有的地方还褪了一层皮,惹得母亲埋怨了好几天。但姑父那烈日下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有一次,姑父认真地对我说起一件并不光彩的事。解放前夕,他被征去干过几个月的国民党兵,后来逃回来了。他从不敢瞄准人开枪,只是有一次拿枪逼着一个老乡跟自己换过湿棉裤。“那次真是不忍心,不过,要是不换,我穿着带冰碴子的棉裤行军,非冻坏身子!可惜了我那条新棉裤了!那人也不亏,回家一烤,能穿好几年!”姑父的脸上也不知是歉意还是心疼。 姑父蹲过监狱,扫过大街,赶过车,种过地,凡是可能受的苦,他大都吃过。但印象中,似乎没见他愁眉苦脸过,他的风趣、机智常常让人与他一起开怀大笑。甚至前年冬天,他病重的时候,我陪他去医院检查,他硬是自己爬楼梯,坚决不让我扶一把,中午在我家吃饭时还告诉我怎么养花。他的坚毅和镇定,竟让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已经极度虚弱。后来,我和三哥去看他,碰上他骑着三轮车拉着蜂窝煤缓慢地回来,一只鞋子掉了都没有发觉。等到病情又重的时候,他吃一点东西都会难受,晚上一个人在床头一靠就是大半宿,但他硬是不吭声,不愿意打搅姑母和孩子们。 不想给孩子增负担 主动放弃继续治疗 姑父其实没有病,或者是没查出来。三番五次地到医院检查,拍片、验血、查尿,一直没发现问题,就是消化、吸收、排泄功能不行了,吃不下饭,浮肿,他就像一堆熊熊的烈火,燃到了尽头。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在他身边,不知道他有没有渴望过死,但我想他一定不再愿意给孩子们增添负担,所以不再继续治疗。 我其实是可以回来参加他的葬礼的。但是我害怕见到我那苦命姑父的遗容,害怕最后的告别会让他在我心中的印象消失得更快,也害怕正视自己无力承担沉重而无望的经济负担而坐视长辈死去的愧疚。 前些日子,夜里梦见姑父,他正在一片新耕过的土地上同乡亲们一起播种。他大步大步地在田间走着,大声地说着、笑着,依然像生前一样快乐……醒来,我想了许久,心里觉得很轻松。他终于可以解脱一生的苦难和临终的病痛了,这对我们也是一种解脱。 需要补记的是,戴着“地主分子”帽子的姑父经历了若干年的屈辱和磨难后,赶上政府给他们“摘帽”,他去公社办手续。办事员查了半天说:“你不是地主分子,这里没有你的档案。”姑父愣了,那“地主分子”的帽子是咋戴上的?这件事,我是听父亲讲的,要是发生在一个名人身上,也许要大肆宣扬了,但偏偏摊在姑父这样的小人物身上,又何足道哉! 张国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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