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员王天民为此常挨骂,他也是器官捐献志愿者
　　2月11日,器官捐献协调员王天民赶往昌邑市人民医院,那里有人已经脑死亡,家属有意向捐献器官,他要立刻赶过去和家属沟通。不过,受亲戚的影响,家属最终放弃了捐献患者器官的想法。王天民表示,他经常被病人家属骂“没人性”,尽管如此,为了能救活更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再多的委屈他也忍了。
沟通现场
　　填表等一个小时
　　2月11日下午6时许,大部分市民正沉浸在小年的欢乐中,市人民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王天民和器官捐献评估专家等8人却一起焦急地赶往昌邑市人民医院。在那里,一名19岁的女孩因为脑出血失去了生命的迹象,已经没有了呼吸,经医生鉴定,确认为脑死亡,她的父母表达了捐献女儿器官的意向。
　　当天晚上,患者父母情绪还算稳定,王天民和市红十字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张敏英尽量照顾患者家属的情绪,寻找着合适的机会向他们讲解关于无偿捐献器官的政策,并递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
　　2011年,市人民医院正式获准成为潍坊市首家山东省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从那时起,王天民开始承担起我市器官捐献协调的重任。现在,他和张敏英是我市仅有的两名持证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一旦发现有潜在器官捐献者,就去和家属协调器官捐献事宜。
　　“我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但是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现在,市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就躺着迫切需要换肾却没有肾源的病人。”王天民说,按照正常的程序,患者在被判定死亡后,家属需要签订自愿捐献器官的协议,由器官移植医务人员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将摘取的器官立刻送往需要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进行移植。
　　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时,女孩的父亲填了好久,每次下笔都很沉重,中间停停顿顿好多次。近一个小时过去了,那张表格还没填完,家属称还要再想想,然后回到了病房。王天民知道,患者家属还没真正做好捐献器官的准备。
　　没谈成白跑一趟
　　晚上8时许,患者的其他亲戚也都到了昌邑市人民医院。由于一些亲戚无法接受捐献器官的现实,患者的父母最终还是放弃了捐献女儿器官的想法。在确定患者父母的决定后,王天民和他们握手后离开了医院。
　　这对王天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经常在深夜赶往医院,有时候和家属交流到凌晨两三时,家属又放弃捐赠,对此,王天民表示非常理解。
　　“其实很多时候患者家属的决定会受亲戚的干扰,他们最初的想法可能很简单,希望能通过捐献器官让其他人获得重生,也让自己亲人的生命得以延续,但是一旦把这个想法告知亲戚,各种意见都会出来,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最后家属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了。”王天民说,考虑到这个情况,他们在开展协调工作时,尽量只与患者的直系亲属进行协调,避免旁系亲属的干扰。
苦涩经历
曾被患者亲人一边往外赶一边骂
　　亲人因为意外或者患病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这时有个人突然出现让你做个决定,要不要在亲人死亡后捐献出亲人的器官?患者家属的反应可想而知。
　　作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王天民面对的是即将失去亲人的病人家属,他却要开口与他们去讨论病人死亡后要不要捐献器官,他的到来和要求对家属来说,更像是对患者死亡信息的一种宣判。对于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来说,王天民是“天使”,而那对于那些即将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王天民则扮演着索取逝者器官或遗体的“没人性”的“魔鬼”角色,他的出现往往是不受欢迎的。
　　据王天民介绍,2014年6月,他接到寒亭一位脑死亡患者家属想要捐出器官的电话后,匆匆赶到医院,没想到却被患者的一些亲人赶出了门外,一些亲人还一边赶一边骂,说他们没人性。
　　王天民告诉记者,类似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在一些医院的医护人员身上,作为器官捐献调解员的线索源,当他们治疗的病人处于脑死亡状态、已没有生存希望时,他们会初步和患者家属透露可以捐献器官的信息,一些家属经常会反应特别强烈,有的甚至当场辱骂甚至攻击医护人员,因为对患者的家属来说,这个信息意味着患者生存希望的破灭,是家属们最不愿意承认的,也是他们最不愿意别人去触及的“禁区”。
　　“说实话,每次在去协调的路上,自己也很纠结,虽然做的是好事,但对一些家属来说太残忍了。不过,为了让器官衰竭的人能有获得重生的希望,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只要能救人,再多的委屈也忍了。”王天民说。
　　王天民表示,器官捐献也是受时间限制的,器官必须在患者失去生命后短时间内获取,所以,在家属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时,他却要为逝者做器官摘取手术。
进高校做宣传,只有送货员感兴趣
　　在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完全遵从自愿的原则,并要征得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等家属的同意。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虽然非常希望可以通过逝者捐献器官让更多的人去获得重生,但是当家属有疑虑时,他们会完全尊重家属的意见,不能勉强家属。
　　2013年6月,我市第一例器官捐献手术在市人民医院完成。患者是一位农民,在患者离世后,家属捐出了患者的肝脏、肾脏和角膜,让3位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续,2位患者重见光明。回忆起第一次器官捐献成功的情形,王天民内心仍然暖暖的。
　　“看到重生的生命,心里特别激动,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那种对生命的敬畏在心中久久回荡。”王天民说,他懂得工作的意义所在,不管面临多大的挑战,他总想努力试一试。现在我市器官捐献已成功完成了8例,这8例背后是20多条生命的重生。
　　“受传统丧葬意识的影响,很多人对器官捐献有些抗拒,尤其在我省,大家受传统观念影响格外深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之始也’的古训让很多人在亲人离去后努力为逝者保持身体完整。”王天民说,再加上大家对器官捐献认识不足,都增加了他们工作的难度。他曾经去潍坊医学院做过人体器官捐献活动的宣传,他以为学医的大学生可能更能接受,但让他意外的是,很多大学生对此并不感兴趣。“只有一个去送货的业务员主动过来询问,并填写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要在去世后无偿捐献器官。”王天民说,那天他内心的触动很大,人们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和热情太少。
从业心声
　　盼出台政策支持
　　在王天民的身上,随身携带一张属于他自己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这张卡意味着一旦王天民自己出了意外,将无偿捐献出自己的器官。“每次见证器官捐献的时候都特别感动,和家人商量后,我也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网站上注册登记了。”王天民说,作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希望能成为器官捐献的一分子,让更多的生命延续。
　　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统计,截止到2015年2月9日,我国已登记的器官捐献志愿者达34864人,已成功捐献的有3128例,已救治器官衰竭患者8690名。不过,与庞大的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相比,这些数据并不乐观。
　　“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已经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的做法,这意味着公民逝世后自愿捐出的器官成为器官衰竭患者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唯一来源。”王天民说,对某些器官衰竭患者来说,器官移植是延续生命的唯一希望,每天都有很多患者承受着与“死神”搏斗的煎熬,苦苦等待着器官,其中,很多患者因为没能等到器官而离开这个世界。
　　在美国,政府会面向驾驶员做专门的器官捐献知识普及活动,让他们明白器官捐献的意义所在。在西班牙,将近70%的年轻人会自愿签订器官捐献志愿书。在王天民看来,虽然现在国内关于器官捐献的宣传越来越多,让一些人对这个领域不再陌生,但是要想让更多的人真正参与其中,还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加强器官捐献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器官捐献的意义。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早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