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鬃利润丰厚,旧时却绝大部分落入了老板、资本家的腰包,工人得到的微乎其微。严重的劳资矛盾引起了制鬃工人反抗。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潍县地下党组织领导鬃场女工罢工取得胜利,一方面捍卫了猪鬃的制作规律,另一方面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同时也使“潍县猪鬃”之名得以更大的传播。
饱受压榨,制鬃女工一天挣不到半升高粱
　　前阙庄的于芝荣参与和协助领导了阙庄一带鬃场女工的罢工。1990年,她忆述了当时的峥嵘岁月。
　　1929年春天,于芝荣参加了这一斗争。从德国侵入中国修了胶济铁路以后,前阙庄、后阙庄、双杨店、埠头子、辛正一带的地主、富农和有钱有势的人,勾结潍县城和青岛的资本家办起了一个又一个猪鬃加工场。因为加工的产品全部从青岛往国外出口,所以当时老百姓叫这些鬃场(厂)为“鬃洋场(厂)”。于芝荣说:“不到200户人家的前阙庄村就有马文章的德顺祥、于连堂的恒盛和、于起的恒盛德、于成家的三义堂等5家,共有女工近300人。这些鬃行的掌柜,从东三省、河北和山东各地农民手里低价买来猪毛,利用我们当地农家用妇女会‘拔猪毛’、‘绑鬃’的传统手艺,廉价雇女工加工猪鬃,牟取暴利。他们对女工压榨、剥削得很厉害。我当时在于起开设的恒盛德当工人。这个厂有90多个女工,小的十四五岁,大的不到20岁。不管冬夏,女工们都在院子里干活,一天挣不到半升高粱,还常受大小掌柜的‘搜身’侮辱,双方矛盾非常尖锐。”
　　这时,阙庄已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非常关心女工的疾苦,支部书记于画舫经常利用晚上听于芝荣和刘素贞的汇报,并表示只有大伙抱成团和掌柜的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他们还秘密商量怎样对付别的地主、资本家的办法。
　　1928年10月,潍县县委书记庄龙甲牺牲以后,反动势力更加猖狂,鬃行和掌柜们对工人剥削、欺侮也加了码。本来绑一副鬃是10斤,工钱5毛。他们这时改成一副20斤,工钱还是5毛。原规定一天一算账,当天发工钱,他们变成一年的工钱年底才算账。更可恨的是,他们随意开除工人,还有的被无理扣工钱,劳资之间的矛盾激化了,公开化了。
计划罢工,八十多名女工分两组内外接应
　　于芝荣说,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指示他们做好周密准备,抓住时机,领导工人罢工,打击“坏中坏”。
　　于画舫同志和工人们研究,选定鬃场最大、对工人最狠的于起作为斗争对象,发动工人在恒盛德举行罢工。为了领导好这次罢工,党支部分析了当时双方的力量和有利条件:
　　首先工人对鬃行掌柜的欺侮早就恨透了,有罢工的要求。其次,工人大部分是本村的,一人参加就等于一家人参加,工人和家属近1000人。工人罢工,农民支援,工农团结有力量。再次,鬃行掌柜们虽然都和工人作对,但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不一个心眼,一时攥不成拳头。同时,地主、资本家切断联系,闹罢工之后他们不会马上来为鬃行掌柜们卖命。另外,鬃行和青岛订有合同,如不按时交货就要罚款,甚至撤销合同。因此,如选择交货前罢工,掌柜们最害怕、肯服输。分析了情况,大家的信心得到了提振。
　　正巧,工人们打听到于起的恒盛德有一批货急需出场。于是,罢工前一天半夜,于画舫在于芝荣家的北屋东里间开党支部会,决定马上罢工。为取得胜利,党员和骨干分子作了如下分工:
　　把全场80多名女工划分为两个组,由几个组长进行指挥；曹金香、于兆云两个党员负责联络外场女工配合接应。同时,于画舫强调,要严守秘密,一切行动听指挥。
群起声援,鬃行掌柜全部答应了复工条件
　　第二天早上,八九十人站在街上,按计划领头唱起了于画舫编的罢工歌。掌柜于起和二掌柜于四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但马上就乱了手脚,躲进账房不敢出来。
　　这时,于芝荣和刘素贞按原定计划闯进账房,提出复工条件并勒令所有条件立即答复,不答复决不上工。
　　于起说,条件记下了,合计合计再作答复。于芝荣等人不听他阳奉阴违,不答复就不干活,如果太阳落山没结果,第二天继续罢工。双方僵持,工人们一步不让,别的场的女工前来声援,一些农民也来了,南北大街满满当当的都是人。群威群胆,姐妹们又唱歌,又呼口号,情绪高涨。女工们罢工到底的决心和行动使鬃行掌柜害怕了。他们很明白,工人不干活,他们交不上货挣不到钱,还得接受洋人的罚款。这些平常欺侮工人的家伙软下来了。太阳没落,于起全部答应了复工条件。
　　党领导的这次罢工沉重打击了地主、资本家的气焰,大长工人志气。前阙庄另外的四家鬃行和埠头子、后阙庄、辛正的鬃行掌柜,看到于起都叫工人制服了,生怕工人再闹事,也收敛了傲视慢待工人的态度……
　　于芝荣说,制鬃工人是活生生的肉体,不可能突破身体极限,成倍翻番地干。因此,这次罢工是捍卫猪鬃制作规律的胜利,同时也是政治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