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新中国诞生的春天,猪鬃加工业迎来了又一个历史复苏时期。自1948至1965年,从事猪鬃生意的潍县人积极创业,把百年传统的猪鬃打造成登上国际市场的“王牌猪鬃”。“外贸出口免检产品”的品牌就创立于这一时期。此时,湖北的“汉鬃”、重庆的“渝鬃”、天津的“津鬃”与主产地在潍县的“青鬃”,形成猪鬃出口的鼎足之势。
炮火阻隔,多数鬃行凋零萧条惨淡经营
　　战争年月,猪鬃为A类战略物资,日日揩擦着战场上的大炮。然而,当炮火在自家门口燃起的时候,它却只能落进了凋零萧条的境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军队对潍北屡屡扫荡,杂牌队伍蜂起,对制鬃“洋行”敲诈勒索,有十数家老板先后被土匪和杂牌军绑过“肉票”。工人家里也顶了个“有人在外面挣大钱”的虚名,容易成为绑匪猎获的目标,因此不少家庭的女孩正当学营生的时候,被家长阻止了。也有些在潍县城或更远地方读书的学生,受抗日思想的教育,已有现成技术的也洗手不干了。
　　炮火阻隔,交通中断,猪毛货源难以为继,热闹红火的鬃行一时萧条下来。只有人口较多的阙庄村还有三五家时干时停地惨淡经营。为了人身安全起见,这几家鬃行迁入潍县城内,可日伪政权控制出口,尤其严禁出口英、美等国,国内销售渠道也无法沟通。至解放战争后期,潍县猪鬃几近歇业。制鬃女工的技术施展和鬃行老板的发财奢想,都竹篮打水一场空。
重新红火,计件制度激励工人白黑加班
　　1948年4月,潍县解放,潍坊特别市领导机关接管潍县,5月,新政府立即着手组织恢复猪鬃加工这一利润丰厚的传统产业,华东局派来干部在双杨店村筹建“大华”猪鬃公司,在原有解放军后方医院的旧址上盖起大礼堂和几十个车间,调集平康里鬃行、掖沙河鬃场、阙庄村鬃行的物资设备和技术力量,成立与公司一体的“大华制鬃厂”,首任公司经理王德春、厂长于书田。公司一边组织工人加工猪鬃,一边收购周围村庄加工出来的成品鬃。这消息对于自小生长在“猪毛窝子”里的人不啻一声响亮的春雷:被冷落了十几年手艺的女人们奔走相告,潮水般涌来。公司采用计件工资制,女工加班干,没有宿舍,极少休息,顶烈日冒风雪赶来上班,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大华”的幅射带动下,周围村庄的人们自发联合办起了猪鬃加工场或加工组。至年底,双杨店、潘家、户家、洪福寺、杜家庄、阙庄等村庄办有40余家加工厂(场),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家庭夫妻“小鬃板”,公司现款收购他们加工的猪鬃,有时还供应原料并派人进行技术指导。公家和私人作坊攀上了“亲戚”,潍县北乡的猪鬃又红火起来。
　　1952年,根据上级指示,“大华”撤销,其职能归属于潍坊市畜产公司。1953年,几个相近的村在埠头子村成立了猪鬃生产合作社,白手起家,高粱秸糊上泥巴的几间房子算是车间,工具都是工人自己带来的。那时,这样的合作社随处可见。
　　第二年,上边指示高里区(后来区成公社)、双杨区等几家合作社,连同“大华”,合并组建了“潍县制鬃厂”,隶属潍坊市手工业管理局。拨款在双杨店村南盖起了红色瓦房大车间,职工一下子增加到了一千多人。计件工资制让工人白加黑连轴干,积攒了买车子的钱。于是,下班时出厂的自行车鱼贯而出如长龙,堪为一道人见人羡的风景线。
　　“大华”公司长期铭刻在鬃人们心中,母女姑侄地相传了两代人。上世纪70年代末,公司长公司短的话还时常挂在工人们的嘴边。

鼎盛时期,潍县青鬃被誉世界“王牌猪鬃”
　　1956年前后,随着合作化生产在农村普遍展开,“安小板”(加工猪鬃时安装使用小型案板)　的家庭加工模式逐渐消失,由个人联合兴办的猪鬃加工组织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星罗棋布的生产大队(村)鬃场。
　　1963年,农村经济形势好转。潍坊市畜产公司的订单又飘传在鬃乡的土地上,大多数村庄筹建了鬃场。原料由公司供应,大队用马车拉回,加工出成品后缴往公司,销往青岛外贸单位,货款划到公司,再与各大队结账。鬃场还可以直接派人去青岛口岸,现场再加工不合格的产品。当然,公司也允许原场放弃再加工,转让到别的场,加工费从原场所得中扣除。灵活而责任明确的经营办法激活了猪鬃业的发展,当时的高里公社南部、双杨公社、于河公社北部120几个村庄,全部有了村办鬃场,工人都在百名之上。那时,沿着潍西大于河一路北走,可谓“村村打鬃板子响,庄庄洗鬃流水淌”,田野里劳作的全是男人,妇女都进了鬃场,形成合力奔经济的家庭秩序。
　　这自然是潍县猪鬃的鼎盛期。潍县猪鬃走上一年两度的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外贸出口免检产品”的品牌就创立于这一时期。此时,湖北的“汉鬃”、重庆的“渝鬃”、天津的“津鬃”与主产地在潍县的“青鬃”,形成猪鬃出口的鼎足之势。潍县猪鬃凭借上乘的质量获得世界“王牌猪鬃”的口碑。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一经实施,大队办鬃场消失得一个不剩。那时鬃板划分的制作小组虽按产量计酬,但实质上还是“大锅饭”,压制了能者好手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