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百多年的汰遴,潍县猪鬃积淀了自己特有的固定“语言”,也有自己“图腾”一样的精神崇拜。像泥瓦工的瓦刀、打铁匠的红炉、搬运行里的枣木支车棍那样,潍县绑鬃女工的标志物是厚厚的圆圆的坐在屁股底下的蒲团。由“蒲团”衍生出一系列饱含文化习俗的故事,记录着那个时代这个行当里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
语汇独特,没入过鬃行听不懂特有的术语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潍县猪鬃积淀了自己特有的固定“语言”。这里把猪鬃加工的全过程叫做“绑”,小姑娘走进猪鬃作坊就成了“绑鬃妮儿”,新中国成立后又称为“绑鬃女工”。
　　起初,干猪鬃加工叫开“洋行”,后来叫成“鬃行”。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能把一长串英国尺码倒背如流,不叫公分也不叫英寸,而是变成“一七”“二五”等特有的语汇。长度最短的猪鬃叫“扎子儿”；最长的叫“高尖儿”“高尖儿”以下三个等级的叫“上三户(号)”。长短搭配的标准叫“路份”,搭配“路份”的实质内容又叫“带尺”,因短鬃太多,“路份”不合格叫“浑了带尺”,反之叫“清了带尺”。
　　这样的特有语汇还有许多,足以编一本行业辞典。比如,外行人是不知什么叫“牛角”,有道工序叫“割牛角”,还是那几样简单的工具,跟刀割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叫“割”?叫得没入过“鬃行”的人一头雾水。
　　语言是文化的积淀,有哲人说,民族的重要标志首先在语言。用这样的命题去反观潍县猪鬃一百多年的红火史,确实形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鬃人族”。
蒲团做媒,维系起东家和雇员之间的感情
　　绑鬃女工的传统标志物是坐在屁股底下那厚厚的圆圆的蒲团,冬暖夏凉。手艺大部分由母女姑嫂间“师徒”相传,也有少数人拜师学徒,工艺技术全部掌握需要三年左右。
　　与别的行业不同,在“鬃行”里,除年节略有表示外,师傅不仅不收任何费用,年节结账时,还要给徒弟一点微薄工钱,生产队时拨些工分。技满出徒时,师傅一定给编蒲团相送,母女姑嫂间也这样。有了饱寄深情的蒲团,徒弟才能自由选择去哪家“鬃行”挣钱。
　　夏麦秋谷上场,“鬃行”结讫工钱,暂时歇业,也成了东家和雇工相互选择的节骨眼儿。重新开业前一天,如果工人把蒲团提前送到,表示还会来,蒲团不到,人也就拜拜了。如果人在,蒲团被拿到“车间”外边,那就是没有了位置,被东家炒了鱿鱼。就近绑鬃,东家雇的大都是乡里乡亲,蒲团掩饰了当场撕破脸皮的尴尬。极少情况下也会发生蒲团被直接扔到门外,或者拎起蒲团扭头走人的情形。车间里的姊妹大姐,随便挪了别人的蒲团,定是一场抓破了脸皮的争吵。多少年来,潍县鬃业里流传着一句谚语:“一坐蒲团,伸手拿钱。掀了蒲团,结账算完。”
　　猪鬃加工是一个脏活儿,走到案板前,工人们要穿上罩衣、围裙,戴上套袖,下工前要把这三大件解下来,规规距距地放在自己的案板上,如果需要换洗,须在众人面前再三抖擞。猪鬃细如发丝,价如金银,容易发生“藏掖”和“跑秤”的事。这是猪鬃行里坚守着的操守。成年累月绑鬃,没有一个健健康康的,到头来不是缺牙少齿、腰酸背疼,就是手骨嶙峋、举臂难高。由于车间恶浊空气进入呼吸道,导致生矽(肺)病的不少,夭亡的也有。
　　绑鬃工具简单,但仍有被称为四大件的:铁梳、剪子、打鬃板、量鬃尺。前三件女工自备,唯有量鬃尺由东家提供,几个工人轮流使用一把。尺子做得极精致,有钱的东家甚至用象牙和紫檀木做成,稍宽于常见的量布尺,上工时由管理人员发放在案板上,下工时收起,很少外借。或许出于掌握长度是猪鬃业的“命脉”,更是东家老板的“串钱绳子”,生怕一不小心被人做了手脚。

加工细琐,妇女撑起制鬃队伍的大半边天
　　也许是因为猪鬃加工这活太细琐,劳动大军里的主力是巾帼半边天,技术娴熟的被称为猪鬃师傅。这样的师傅遍及当时的双杨店、高里、于河三个公社(乡镇),主妇和女孩子不会“绑鬃”,似乎就成为“外来户”,不被看重或被瞧不起。
　　走进这些有“猪毛窝子”之称的村庄,差不多家家都能看到老三件:直径十几厘米的小箩,小箩上有密密的网眼儿；半尺长的打鬃板儿,半截是长方形,半截有把儿,便于攥在手里用；不大的小铁梳,由于常年梳理猪鬃,梳齿被磨擦得尖锐闪亮。就是用这样的工具,不停地梳理着、击打着、按提着,机械简单地重复劳作着,被视为黄金的出口免检产品就做成了。在外行人看来,真是一个神奇的谜团。
　　潍县猪鬃驰名寰宇、享誉世界之后,不少外国猪鬃商和贸易代表团来潍现场观摩,怎么也看不明白乱糟糟脏兮兮的猪毛究竟怎样根梢倒顺一致地排成队伍,变成了光鉴照人的工艺品。
　　其实,鬃人们也有着自己的不解之谜。忽然有一天,他们从出口商标上发现,“潍县猪鬃”被写成了“水煮猪鬃”,逐渐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口中也这样称呼自己的产品了。然而,遍查经手了几代人的十几道工序,“水煮”在哪里,为什么这样写,谁也弄不明白,而谁都不想去弄明白。他们信奉: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绑出鬃把就是好手,求功何须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