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在青州的赈灾,李提摩太有他的考虑。饥荒到来之时,除了外出时单独给个别饥民一点钱外,李提摩太绝不零星施赈。除了担心官府误信他鼓动叛乱的谣言外,他还担心引起灾民的围堵,甚至闹出乱子。李提摩太认为,零星施赈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他计划等到外来大批捐款到位时,自己直接到受灾最严重的乡村,或分发钱款,或散放粮食,有重点、有组织地进行较大规模的赈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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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济向巡抚提建议　竟被误传拐卖孩子
　　1876年7月7日,李提摩太到达济南,拜见山东巡抚丁宝桢,丁宝桢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体格魁梧,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平定者之一而闻名。当丁宝桢率领所部阻止了太平军对北京的进攻时,太平军已经占领了全国13个省中的8个。”这是李提摩太笔下的丁宝桢。
　　时年56岁的丁宝桢长须飘胸,仪表堂堂,不怒而威。对这位长自己20多岁、控制着相当于大半个英国面积的封疆大吏,李提摩太印象良好:这一定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官员,绝非酒囊饭袋之徒。
　　的确,丁宝桢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为官做事重大义、知变通、重实效,约束部属甚为严厉,为政清廉。1863年,他调任山东布政使,相当于现在主管财政、民生的副省长,曾与僧格林沁并力镇压捻军起义。1867年升任山东巡抚。两年后,清廷内务府总管大太监安德海为慈禧南下采办,一路大肆招摇,横征暴敛,沿途官员莫能拦阻。安德海途经山东,丁宝桢以违反祖制、擅出宫禁为由,在泰安将其逮捕,押回济南就地正法。事后,朝野人心大快,曾国藩赞丁宝桢为“豪杰士”,丁宝桢因此赢得了“丁青天”的美誉。
　　李提摩太向丁宝桢提出数条建议,包括采取措施,从朝鲜和日本进口谷物；修筑铁路、开挖矿产,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以工代赈,等等。丁宝桢听后,深表赞许,并表示将趁赈灾之机,严肃整顿山东吏治。
　　“但很不幸的是,他不久就升任四川总督,没有机会为山东谋利益了。”李提摩太为大灾之时丁宝桢调离山东,未实施他的建议而遗憾。
　　其实,从1876年春饥荒初起到11月赴四川任职,大半年内,丁宝桢对于山东赈灾并无多大作为。他走后,新任巡抚文格未到任,山东布政使李元华代理巡抚,更是束手无策。
　　不久,李提摩太返回青州。一些熟悉的朋友告诉他,不少人传言他把一个孩子拐卖到了济南府。为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李提摩太马上找到小孩的父亲,让这位裁缝与自己一起去衙门说清楚。
　　来到益都县衙,当着官员和一些看热闹的老百姓的面,裁缝证实说,他的孩子曾跟着李大人的车离家出走,李大人托人把孩子送了回来。裁缝表示,全家对李大人很是感恩。
2
首次报道灾区惨状,为发赈款绞尽脑汁
　　李提摩太回到青州前后,托英国驻烟台代理领事官哲美森转往上海的信函见了报。
　　最早刊出的是《字林西报》,随后《申报》于7月19日刊发。文称:“旅居青州府之西人于英6月30日来信,谓此处从三月以前起,干旱日甚一日,百姓苦不胜言。”
　　李提摩太此文近800字,首次报道了山东灾区状况,是这一期《申报》上字数最多的报道,也是该报一个时期以来篇幅最长的报道之一。
　　从《申报》以后的报道和李提摩太办赈的进程看,此文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从刊发之日起到11月底,4个多月的时间,《申报》上没有一篇捐款赈济山东的报道,李提摩太回忆录中也没有来自上海捐赈的记录。
　　究其原因,一是《申报》读者面不广,全国发行四五千份,影响不大；二是当时并无异地捐助的意识及传统,况且,全国各地灾荒年年都有,见怪不怪。而李提摩太此文只是一篇“新闻”,只述灾况,并没有呼吁社会各界赈捐。
　　大额捐款一时到不了,李提摩太开始用自己平时收到的一些捐助,进行小规模赈济。然而令他为难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把救济金发放到所有人手里,同时又能确保已领过的不回来冒领”。
　　这的确不容易。李提摩太曾记道:“有一个人尝试了一种方式:把铜钱从城墙上撒向墙外的贫民。不用考虑,其结果是乱作一团地拼抢。”
　　后来,他巧妙利用狭长的小巷,琢磨出一个独特的办法。于是,青州城里出现了一幕奇异的场景:一支长长的队伍,从狭窄的巷子穿过,李提摩太站在小巷一头,依次发钱。另有一人手攥毛笔,在一个个脏兮兮的手上涂上标记,以免有人冒领。
　　可是,有些人马上想出了应对招数:洗掉墨迹再转回来。李提摩太每当看到有干干净净的手伸来,便隔过去,只分给那些两手脏兮兮的人。
　　有一天,李提摩太发现有人向饥民施粥时,饥民领到粥,坐在地上就喝。受此启发,他采用了让饥民坐着施赈的方法。
　　在一片空地上,饥民成排成行坐在那里。李提摩太提醒他们,自己只有为数不多的钱,如果大家安安静静地坐着,那么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小部分。然后,他与助手分头给每一排坐等的饥民分钱,有效避免了重复冒领。
3
报道刊发数月无果　收到捐款少得可怜
　　这期间,当地有些士绅散赈时,由于组织不力,发生了数次事故。
　　在回忆录中,李提摩太记下了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一个粮店老板决定散发他所拥有的谷子。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结果在为维持美好的生命而发生的拥挤中,一个小女孩死于非命。人们相互践踏,许多人的骨头折断,逃离现场。”
　　这次事故,直接导致了一项规定的出台。为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益都知县徐家杰发布告示,城里禁止私人街头施赈。
　　李提摩太的信在《申报》刊出数月,没有收到上海一分钱的捐款。这期间惟一收到的捐助,是他在烟台的朋友卡米吉尔博士所募集,但仅仅是“一小笔”。
　　因为官方禁止私人自行散赈,李提摩太只好将此款交给知县徐家杰,请官府统一发放。因数额不大,李提摩太觉得有些拿不出手。徐家杰非常高兴地接过捐款,并表示一定会告诉民众这笔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此间,李提摩太还向他的朋友,上海联合教会的詹姆斯·托马斯写信,描述“山东令人丧气的灾荒情景”,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大概收效也不是太大。
　　对于这段时间灾区的状况,李提摩太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土地的价格减少到了以前的三分之一,即使这样也很难找到买主。人们以原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出卖他们的铜制和锌制器皿。”
　　“春天在当铺当500文的衣物,很快就减到400文、300文,眼下同样的东西只能当100文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此类典当品,只是官府不允许他们拒当。正因如此,这些东西能当到的钱少得可怜。”
　　进入冬季,一些孤儿流落街头,冻饿交加,无助而又可怜。已经不能再自行散赈的李提摩太,便将主要精力转到救助孤儿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