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田,字佩南,著名学者。晚年寓居潍县(今潍城)南宫后街。他是同治进士,光绪年间历任刑部主事、安徽宿松知县、合肥知县。弃官后历主山东、河南书院,学者奉为大师。曾两度总纂《山东通志》,参与纂修河南《南阳县志》。山东巡抚张曜上疏陈其学行,赐五品卿衔。他博通群经,经史著作颇多,惜多散佚,现存著述主要有《校经室文集》《孟志编略》等。
少年聪敏,笃学古文经史赴济求学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孙葆田出生在山东荣成县(今荣成市)不夜村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孙福海(1798—1875),字镜寰,官至湖北兴国知州,有著作《之游睡余录》等留世。
　　孙葆田少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酷爱阅读《左传》《国语》等书和韩愈、欧阳修、苏轼等名家文章。他7岁那年的夏天,陪父亲在堂前乘凉,其父出上联“五大为天地君亲师”,命他对下联,他随即应答“一生守仁义礼智信”。其父大喜,夸赞儿子才思敏捷,并鼓励他勤学不辍。
　　孙葆田13岁时,父亲任湖北某县知县,孙葆田得以有机会跟从武昌著名桐城派古文家张裕钊先生学古文义法,尽得其精髓。他的古文功底由此日益深厚,文名乘势鹊起。当时,山东高密大儒单为(伯平)主讲济南泺源书院,孙葆田仰慕其人,赴济南跟随单先生学习经史之学,其学业更是突飞猛进。
两任知县,清廉公正被誉包公再世
　　孙葆田于同治九年(1870年)中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进士。光绪元年(1875年),授刑部主事,从此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
　　光绪八年(1882年),孙葆田莅任安徽宿松县知县。其间,他坐堂办理公务,勤政爱民,虽然担任了地方官,但他廉洁自好,家境如平常百姓,妻子仍然以纺绩(把丝麻等纤维纺成纱或线。古代纺指纺丝,绩指缉麻)勤俭持家,《清史稿》中对此有这样的描述:“妻纺绩,室中萧然如寒士。”
　　光绪十一年(1885年),孙葆田调任合肥知县。上任时,有朋友告诫,合肥是李鸿章的故里,城内其亲属子弟倚仗权势,横行霸道,民怨沸腾,县官难当。他回答:秉公办事,不顾其他。到职后,又手书一副楹联:合则留,不合则去；肥吾民,勿肥吾身。他把这副楹联挂在县衙大堂两旁,以明心迹。在合肥任职期间,他不仅访贫问苦,兴利除弊,还敢于治“硬茬”,他依法审判了李鸿章弟子的随从因逼债将人打死一案,声名远播,被誉为“包龙图复出”。事情是这样的:孙葆田到任不久,李鸿章弟子李经愣的随从催租逼债,对一欠债者施暴致死。案发后,全城轰动,百姓们均为死者抱不平。被害家属报案,孙葆田带仵作、衙役赶赴现场,证实被害人确为李家人殴打致死,传令立即缉拿凶手归案。围观百姓见状,无不拍手称快。
　　审讯犯人期间,有说情送礼者,有恫吓威胁者,孙葆田皆不为所动,依律宣判凶手死刑。城中百姓奔走相告,欢呼“包青天又出世了”。此事《清史稿》有记载:“大学士李鸿章弟子之傔人横于乡,以逼债殴人死。葆田检验尸伤,观者数万人,恐县令为豪强迫胁验不实。葆田命仵作曰:‘敢欺罔者论如律’。得致命状,人皆欢噪,谓包龙图复出,谳遂定。”
反遭弹劾,目睹官场黑暗弃官归乡
　　虽然秉公断案,孙葆田却因逼债人命案遭御史弹劾,光绪帝诏令安徽巡抚陈彝查处,由于此案无懈可击而维持原判。“有御史劾葆田误入人死罪,诏巡抚陈彝按之,卒直原谳。”孙葆田由此目睹官场黑暗,决心不再踏入仕途,他选择了弃官归乡之路,“遂自免归,名闻天下”。
　　孙葆田60岁时,在其所写《满江红》词中尚以“经坎坷,历浩劫,激情事,凭谁说”之语隐约提及他在合肥任职时的那次官场劫难,且看全词:“六十年华,猛回头,白驹过隙。乘除夕,几番欢笑,几番怵惕,杜牧重来情未已,廉颇老去心犹热。悄无言,脉脉立斜阳,长空碧。经坎坷,历浩劫,激情事,凭谁说,算古往今来,几多覆辙。规律难随人意改,韶光洗尽风流客,举一杯浊酒向青天,邀明月。”从词中可见,早年的官场旧事在这位花甲老人的心里显然不以为然,反而沉淀出无私无畏的豪气与豁达坦荡的胸襟。
　　孙葆田弃官后,不少大臣先后奏请孙葆田前往做官任职,均被婉言谢绝,“中外大臣迭荐之,诏征,不出”。孙葆田为官清廉公正,一心为民,即便在弃官后,还仍然系民于心。他弃官约数年后,安徽欲清丈民田,巡抚福润调孙葆田主持此事,他坚辞不赴,同时还写信给福润,分析清丈民田的弊端,指出应采取的措施,《清史稿》载:“安徽将清丈民田,巡抚福润疏调葆田主其事,辞不赴。贻书当事,言清丈病民,陈‘清赋之要,熟地报荒者,当宽其既往,限年垦复。平岁报灾者,当警其将来,分年带征。弊自可除,无事纷扰。’时以为名言。”
寓居潍县,治学授业经史著作颇丰
　　当孙葆田弃官回乡途经山东潍县时,潍县绅士名流仰慕其学识人品,执意挽留。于是,孙葆田携全家遂寓居潍县城南宫后街,并由潍人资助在南宫后街东首建“经韵楼”,藏书室名为“校经室”,书房名曰“不夜书房”。居潍期间,他潜心经史学术研究,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疏鄙陋”之学。孙葆田一生写下了大量经史著作,多达几十种,惜多散佚,现存著述主要有《孟志编略》《校经室文集》等。当时山东大吏督修孔子祠庙,得孟子后裔博士孟广均作《孟子志略》,嫌其文辞简疏,嘱托孙葆田“发凡起例,重加纂定”。他搜集资料,遂编成《孟志编略》六卷。孙葆田所撰古文主要收集在《校经室文集》中,其内容多属清末山东名人的序、跋、传、志、表、记等,约80篇,基本体现了孙葆田文章的学识和风格,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所以史料价值极高,清宣统《山东通志》和民国山东各地县志多从中取材。
　　弃官居潍后,他还应邀先后讲学于山东及河南两省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年),山东巡抚张曜慕其名,聘他到济南泺源书院讲学。孙葆田慨然前往,以“敦本务实,毋空谈经书”为教育宗旨,孜孜不倦地传道、授业。光绪十七年(1891年)乡试,泺源书院考中举人者超过以往甚多,孙葆田名震齐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到河南看望任光州知州的弟弟孙叔谦,时河南主管官吏力邀孙葆田主讲于开封大梁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又应邀在河南南阳宛南书院讲学。孙葆田博学多识,教泽后学,“学者奉为大师”。
　　孙葆田举止庄重,不苟戏谑,然与朋友谈古论今,娓娓千言不倦。有来请教者,必使其彻底领悟而止。孙葆田生性慷慨好施,将其所得收入一部分留作家用,其余全部扶困济贫或用于刻印古籍以飨后学,如他节衣缩食积资刻印了《孙明复集》、杜氏《春秋会义》、黄氏《读礼日抄》、赵氏《孟子注》等书。
纂修方志,《山东通志》成书百余卷
　　在方志编纂领域,孙葆田厥功甚伟,堪称晚清领军人物。他总纂的《山东通志》享誉后世,这是他对山东历史文化的最大贡献；他参与修纂的河南《南阳县志》斐然可观,亦是一部上乘的地方佳志。
　　孙葆田编纂方志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是年,山东巡抚张曜奏请开设通志局续修《山东通志》,聘孙葆田任总纂。不久,张曜病逝于任所,修志旋即中辍,孙葆田亦去职。此后,《山东通志》修纂之事一度被搁置了近20年。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河南南阳知县潘守廉主持纂修《南阳县志》。翌年,因潘守廉调离南阳,修志中断。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潘守廉复任南阳知县,乃聘请正在南阳宛南书院讲学的孙葆田任《南阳县志》监定。孙葆田为该志纂定体例、更定凡例,又统筹、修订志稿。《南阳县志》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刊刻问世,全志30余万字,首置舆图,编为12卷,因其编纂质量较高而成为近代方志佳作。孙葆田参与修纂的这部《南阳县志》,是他在方志编纂领域的最早之成果,为他再度总纂《山东通志》积累了较丰富的修志经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士骧继任山东巡抚,重整通志局修纂《山东通志》,复以孙葆田为总纂,聘武定府教授、胶州人法伟堂相与商订略例。未几,杨士骧调任直隶总督,法伟堂病逝,孙葆田独肩重任,在候选道、历城毛承霖等人辅助下,历尽艰辛成书百余卷。宣统三年正月初一(1911年1月30日),孙葆田因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嗣后,该志又经毛承霖与修志同仁“博征繁引、定坠拾遗”,历半年时间完成志稿,尚未付梓,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该志纂修再次中辍。民国三年(1914年)冬,重又开局修志。民国四年(1915年)夏,邀请福山于宗潼等学者校补完善原稿。志稿于民国四年(1915年)下半年始交付山东通志刊印局予以铅印,讫民国七年(1918年)完成刊印。
两部志书,展现独特学术观点主张
　　这部《山东通志》,“创修于光绪十六年,经山东巡抚张曜、杨士骧等前后苦心经营,耗费著名学者孙葆田半生心血,集数十位晚清学者的智慧”,几经波折,历时近30年最终蒇事,因完稿于清宣统年间而称宣统《山东通志》,因刊印于民国时期故又称民国《山东通志》。
　　该志卷帙浩繁,共200卷,首9卷,附录1卷,补遗1卷,凡620余万字,系统地记载了山东省境域自上古至清末宣统年间的地理与社会发展历史,体例完备,记述翔实,其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对研究山东地方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在当时全国各省实属凤毛麟角,受到当时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亦广为后世学者赞誉。
　　在2006年12月由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前言中,对这部《山东通志》给予盛赞:“在各省通志中,这样完整系统地记载上古至清末一省地理、历史的,实在不多见。同为文化大省的江苏、浙江,也都没能在清末民初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修成他们的通志,因此宣统《山东通志》弥足珍贵。”
　　孙葆田虽然仅参与纂修《南阳县志》、总纂《山东通志》两部志书,亦没有完整系统的方志理论著作流传后世,但作为学者型的方志编纂者,通过修纂一部县志与一部省志,他提出并践行了自己关于修志的某些主张和观点,即:志书应归政书之类；志书要详而不芜,赡而有体；志书要信而有征,行文规范；志书修纂应后胜于前；志书修纂要遴选高素质人才等。孙葆田在晚清方志编纂领域成绩斐然,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方志学家。他结合修志实践而提出的关于方志学方面的主张和观点,展现了他独有见地的方志学思想。
　　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1855—1939)所著《水竹邨人诗集》(即《徐大总统诗集》)中有组诗《潍上四贤咏》,其《孙京卿》(京卿是对京堂的尊称。京堂是清代对某些高级官员的称呼,清中叶以后,成为一种级别较高的虚衔)诗曰:
　　“读书十万卷,一现宰官身。劲节抑豪贵,恺悌对斯民。垂老不逢时,憔悴明湖滨。南望泰山云,惆怅石粼粼。”
　　宣统二年(1910年),到济南察看黄河路桥工程的徐世昌(时任邮传部尚书)还登门拜访了孙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