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田老2002年以95岁高龄仙逝,至今已逾13个春秋。当时他的小女儿田桦曾来函约我写稿,我写了个开头,后因事搁笔,未能成篇,总觉得是件憾事。我与田老虽晤面不多,交往不深,也非他的学生,但我仰慕他的人格,崇拜他的学问,见面一向执弟子礼,田老也视我为晚辈,教导关爱有加。

初见田仲济,学者风采印象深刻
　　2002年田仲济先生去世时,他的小女儿田桦曾来函约我写稿,我写了个开头:“听到田仲济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只是有些不舍,并没有感到特别震惊,也没有过分的哀伤,因为近几年来先生的身体一直不好,而且病情在逐步加重。他是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命运做最后的抗争。如今驾鹤西去,实在是一种生命的解脱……”后因参与省教委组织的教学检查活动而搁笔,未能成篇,总觉着是件憾事。
　　我第一次见到田仲济先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他到昌潍师专做学术报告,报告的地址是在文化礼堂。由于这是由著名教授举行的学术活动,引起了轰动效应。他登上讲台时,大家都被震住了。他那颀长的身材,清癯的面容,金丝眼镜后闪烁着一双睿智的眼睛,使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学者风韵。他讲的题目是《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不仅讲了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文学主张,还讲了王统照、许地山、谢冰心等人的创作实践。讲授中那疏朗有度、声情并茂、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不时激起阵阵掌声和会心的笑声,确实使人领略到专家学者的风采,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报告会后他又与部分教师举行了座谈,特别强调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他特意举了自己的一个例子。1944年田老撰写了《中国抗战文艺史》,在《长足进展的报告文学》一章中,他引了以群的一段话。一是说“九一八”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文学；二是说“戴叔周的《前线通讯》,白苇的《墙头三部曲》”被收集在《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中,这两点都是错误的。其实报告文学是与五四新文学同时诞生的,戴叔周和白苇的两篇文章却都没有收入《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中。可是在过去30年中,所有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凡是谈到报告文学时,大部分引用了这段话。田老说:“追根求源,这两个错误都是由我引起的,多少年来看到了贻害甚大,一直耿耿于怀。我已数次说明,以期得到纠正,但愿在今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上不再重复这种错误。”这话语真如洪钟过耳,掷地有声,充分显示了一个学者的坦荡胸怀及不屑藏拙的自我批评精神。听了他的这段话,我对田老真的有了刮目相看之感。
思乡情切,在西关大街旧居流连
　　1989年秋,田仲济先生参加了在寒亭召开的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年会及《耶林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耶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被党派赴苏区赣东北工作。后在王明极左路线下,被诬为AB团惨遭杀害,死时年仅30余岁。1979年文代会期间,田仲济先生曾多方奔走,联系周杨、夏衍、阳翰笙、丁玲、艾青等人上书有关领导,呼吁为耶林平反并出版耶林纪念文集。待文集出版时,又特为撰写序文并发表纪念耶林的文章。为真理、为朋友、为历史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扼腕赞叹。
　　开会期间,我曾代表学校与会并专门拜访了田仲济先生。交谈中我谈到自己虽然做了行政工作,仍不愿放弃教学和科研,但也遇到了不少的困扰。他对我的这种态度予以鼓励,他说:“现在高校需要内行的人参与管理,‘双肩挑’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也会遇到尴尬和无奈,但只要自己多吃点苦,还是可以做到管理工作和教学科研两不误的。”实际上田老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他既担任山师的副院长,又带领他的弟子从事教学与科研。交谈一个小时,真像遇到了知己一样。从此以后,那种长辈的风范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
　　叙谈中,田仲济先生谈起他的一位表侄女高靖,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很是想念。高靖是一位女书法家,曾任潍坊三中校长,恰好我跟她相熟。我当即表示这没问题,随后驱车去昌潍农校(现潍坊职业学院)宿舍,拉上高靖先生到寒亭。两人相见,泪眼朦胧,唏嘘不已,一起回忆了多年前尘封已久的记忆。
　　看到他们叔侄用乡音亲切地交谈,我心中也有说不出的高兴。送走高靖,又勾起田老的无限乡情。他提议到他的旧居一带转一转,于是我们乘车沿潍城区西关大街一带缓缓而行,但转了两圈也没有找到先生的旧居。田老只是向大致的方位眺望了许久,最后带着无限惆怅的思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代为写序,用放大镜看完一笔一画写就
　　1991年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的拙著《峻青创作论稿》终于要付梓了。我很想求人写一篇序。求谁呢?我想到了田老。但田老已84岁高龄,而且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只有一只眼睛尚有0.3的视力,近两年很难写东西了。我不忍心打扰,但又不死心。于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试探着给田老写了一封信。
　　信寄出后,我又有些后悔。我怎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件强人所难的事情呢?但是,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田老的一封短柬。他说:“得知你的书稿写成,我很高兴,我愿意为你的著作写序,你不必为我准备什么材料,把打印稿寄来即可。只是我的视力太差,用放大镜看都很困难,请把打印稿放大一倍,这样看起来能顺畅些。”
　　接到田老的信后,我很激动,急忙把打印稿放大后寄给了他。书稿寄出后,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20天后,我终于等来了田老寄的序。看着序言草稿,我惊呆了。那是用钢笔字书写的,字有些凌乱潦草,大小不一,行距也不规范,但却是先生一笔一画写出来的。我看了几遍,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每一个字都认清了。我把原稿重新誊抄了一遍,同书稿一起寄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篇序言,峻青和出版社审阅后都比较满意,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序中说:“在写作中,看来作者是有所追求的。在分析作家的创作时,比较注重历史的探索,而且常常与同时代某些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使人感到厚重丰富一些。作者也没有停留在已有研究成果的窠臼中,而总是力求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表现出自己的某些独到的见解来。作者还比较注重探索作品的艺术性,而赋于其一定的美学品格。”这些都是我的努力方向,都远远没有达到。
　　书出版后,我并没有重重酬谢,只是给他捎去两听淡淡的茶叶及一柄红木嵌银的百寿杖,先生却说礼重了。
　　在《田仲济序跋集》中,《峻青创作论稿》是田老为个人书稿作序的最后一篇,我感到实在难得。
再度来潍,带来两本签名著作
　　1992年暮春时节,田老又一次来到潍坊。这次是请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专家谢立信帮他做白内障手术。本来田老这么大年纪,眼睛又不好,可以让学校派车来送,但他却坚持不跟学校打招呼,自己坐火车来到潍坊。
　　对田老的这次手术,我和蔡万江尽量做好服务工作,其实没帮多少忙,田老却非常过意不去。手术并不大,做得比较成功,一个星期后田老就返回了济南。
　　他这次来潍坊,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田仲济杂文集》,一本是《田仲济序跋集》。尽管眼睛不好,仍认真地签上了“临星同志惠正”,尤其是《田仲济杂文集》洋洋洒洒近50万字,相当厚重。
　　过去我只知道田老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开拓者,却不知道他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杂文大家。我用了三天时间,认真浏览了这部涵盖了60年的精品杂文,不由拍案惊奇。这部充盈着“鲁迅风”的杂文集,有着极其鲜明的特点。这就是短兵相接的战斗性、认识问题的深刻性、不同凡响的独到性、形式的隽冷和挺峭。
　　田老在《情虚集序》中说:“每篇中写的不过是一毛一鳞,一耳一鼻,合起来未尝不可窥到某些较全的形貌。而当前这些情形依然存在或者更加剧。那么将它印出来,把社会的某些丑恶摆在面前,叫人人都看到一个污秽的心脏是在怎样跳动,也不能说是没有一点意义吧?”
　　田老于1962年写的不足千字的短文《雅量》,确实是一篇难得的美文。文章由郭沫若《我怎样写武则天》而引起的,赞扬了武则天和上官婉儿。“因为上官婉儿原是为报杀父之仇想去刺杀武后的,可是当她发现武后是一个彻夜为国宣劳的人,便转而拥护武后了；而武后由于发现了她的才能,也不顾私仇而信任她,且倚为左右手。”文章认为她们俩人都具有“高尚的情操”,实际上就是雅量,而“具有雅量是一种美德”。这话说得多好啊,可就是这篇文章,几乎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先是说他“为反党的彭德怀鸣不平”,继而更上纲为“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不但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被除名,还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直到“文革”后才予以澄清。
晚年思乡,在女儿陪同下寻根
　　我最后一次见到田老是在1996年秋。那是他应潍坊市潍城区委书记杨卫东的邀请,了却他晚年思乡的心愿。当时他已90岁高龄,子女不同意他外出。但是他执意要来,也只好依从了他。由他的小女儿与两位大弟子蒋心焕、朱德发陪同,终于再一次来到了故乡。田老尽管思维敏捷,精神矍铄,但已行动迟缓,步履蹒跚了,可是他走路却不让别人搀扶。
　　这次回乡,田老兴致很高,先后参观了山东巨力集团、陈介祺博物馆,并到昌潍师专进行了走访指导,此外还进行了非同寻常的寻根活动。从城里郭宅街起程,顺城里大街西行,到西关大街,几乎把田老童年时代的记忆串了起来,引起他的无限遐想。
　　第二天,田老又特约我再去十笏园宾馆一聚。到了之后,田老又询问我的工作科研情况,并对同行的蒋心焕先生说,临星同志还是比较勤奋的。随后田老把早已签了名的《百家论杂文》送我。
　　其实,在这之前,田老已托人送我一本,可能是忘了,又送了第二本。因此我手头就有了两本珍贵的由他签名的同一本书。可见先生一直记挂着我。我也不揣浅陋地把自己刚刚出版的旧体诗集《述怀诗抄》送给田老,其中刚好有一首《献田先生》,表达了我对田先生的仰慕之情:
　　秉笔直书铸大方,道德学问共昭彰。几多后进思风范,齐仰山高并水长。
　　田老,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