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我第一次与孙老峻青相识,到现在已有33个年头了。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断了交往,而且越交越深,以致成了忘年交。现在孙老已年逾九十,身体也大不如前,一年有几个月住在医院里。但是孙老豁达的心态,支撑他一步步走了过来。他对名利看得很淡,那都是身外之物,犹如过眼烟云,没什么可强求的。
爱屋及乌,因同为胶东人结缘
　　我从20世纪50年代读中学的时候,就喜欢上峻青的作品,大概因为我是胶东人吧,对峻青笔下反映胶东生活的小说喜欢有加,读起来感到格外亲切。“爱屋及乌”,我也喜欢上峻青这个胶东籍作家。他发表的作品,我都千方百计找来阅读。
　　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胶东的一所农村中学任教。省教育厅督导组到学校检查,学校让我讲了一次语文公开课,我选的课文就是峻青的《党员登记表》。由于小说本身好,我又带着感情授课,因而获得了成功,受到督导组及同仁们的好评。
　　改革开放以后,我调入高校任教,开始考虑自己的研究课题。1980年春节,我到济南去看望父亲,无意中看到峻青签名送给我父亲的小说集《黎明的河边》,问起来才知道,他们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相识。当时父亲在昌潍地区潍北任县委书记,峻青是新华社前线记者,他们曾一起生活和战斗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由此萌生了搞峻青研究的想法,我让父亲和峻青联系一下。峻青很快就写了回信,很高兴我能把他和他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他说,“文革”前研究他的人不少,如潘旭澜、曾华鹏、冯健男、林志浩等,但他们都不是胶东人,对胶东的情况都不熟悉,因而写起来总是有点隔阂,总像缺少了点什么东西。如果我把他和他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他将全力支持。随后,他把手头能找到的作品,以及研究他的文章和论著悉数寄给了我。
　　1982年,我到山东大学跟周来祥先生进修美学,恰巧遇见峻青和著名女作家刘真到山大讲学。在山大招待所,我第一次见到峻青。他个子并不高大,却体态健朗,两眼炯炯有神,声音浑厚洪亮,带着纯正的乡音,真诚而热情。和我一见面就像老相识一样,他先是问起我父亲和我的一些情况,不长时间就转入正题。他说:“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是两门不同的学问。作家写出了作品,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评论家如何评说,完全可凭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去自由地阐释,不必仰作家的鼻息行事。当前评论界的一个不好的倾向是吹捧的居多,实际上一味吹捧对作家对读者都是一种亵渎。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腐蚀剂。你写的时候,完全可以放开胆子去论述,不必有什么负担与顾虑。”一席话,驱散了我脑海中的许多迷雾。
专程赴沪,请教研究中的问题
　　1983年,我带着峻青研究中解不开的一些问题,专程赴上海拜访请教。当时他住在乌鲁木齐北路一座二层小楼上,家里四处存放的壁橱里摆的全是书,喻之书海一点也不为过。
　　我把心中久存的疑惑问题一一提出,最主要的问题是,江青为什么要派吴法宪用专机押送他到北京投入监狱达五年半之久?尽管江青曾污他为“中国的肖洛霍夫”,“专门宣扬战争恐怖”,但这还不至于被捉,我猜是否与他在1955年任上海作协肃反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有关?但峻青并未认可,他说:“从审讯的情况看,一直反复追问我为什么对中央文革的首长进行攻击和诬陷?我怀疑有人以我的名义给江青写匿名信。尽管我对江青早就心怀不满,但真没有写过。如果真写过,也并非是一件丢人的事。‘四人帮’倒台后反而可成为一段光荣历史,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出来。但这不是事实,只能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我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年被抄走的《决战》是否有了下落?孙老沉默片刻,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一言难尽!书稿不但至今没有下落,连一丝线索也没有。最可惜的是,被抄走的除40余万字的《决战》第一部的初稿外,还有100余万字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档案馆查找的档案资料,其中还包括敌伪档案。再就是采访手记,最难得的是当时仍关在狱中的国民党重要官员和高级将领的采访笔录,这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损失。”说到此,孙老的眼睛竟湿润了。再一个是他为什么被解除了《文学报》主编的职务?动乱以后,他在文学前辈茅盾的支持下创办了全国唯一一份反映文学界动态的报纸《文学报》,正当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他却突然被免除了主编的职务。他说那是他“朋友”利用他出差的机会,捏造了“莫须有”的罪名,蒙蔽有关领导而作出的决定。待他回沪,生米已成熟饭,他连辩诬的机会都没有。
　　那次赴沪,他特意带我去了一家法国西餐店,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我捎去的东西却是潍坊的小米和杠子头火烧。
游云门山遇险,常念老乡援手之恩
　　1986年,潍坊市举办第三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峻青应邀出席,潍坊市把全国文化界名人都安排在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青州宾馆住宿。3月28日,我和潍坊市文联副主席韩钟亮先生专程前去探望。下午峻青不顾旅途劳顿,由我和韩钟亮先生陪同,兴致勃勃地前去参观了著名的范公亭,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范大将军,给峻青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特别欣赏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撰写的一副对联: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关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
　　第二天,峻青提议游览云门山,我和青州作家、《唐赛儿》的作者之一李凤琪先生陪同前往。我知道峻青有冠心病,问他爬山能否吃得消,他说没问题,上个月刚跟老伴一起游过张家界。我们驱车赶到山脚下,跨过牌坊开始徒步登山。看到那漫山遍野的杏花,峻青似乎想起他的故乡,心情很是激动。
　　刚走了不到一半,峻青似乎感到有些不适,我和凤琪一边一个搀扶着,但他的脚步却越来越沉重,脸色发黄,额头冒出了虚汗,意想不到的心脏病猝然发作了。他迅即含下了常备的硝酸甘油,但却没有缓解。我们赶紧把风衣铺开,让他平躺下去。我急忙对凤琪说:“你赶快下山,坐车到城里找医生去!”凤琪走后,我一直用手摸着他的脉搏,擦着额头的汗水,并不时用语言宽慰着他。而我的内心却紧张到了极点,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一个多小时后,医生终于赶到了,立刻给峻青吸上了氧气,打了两针强心剂。这时情况才略有缓解,将他抬上担架,向山下走去,然后抬上救护车,直奔医院。
　　经过紧张地抢救,峻青终于转危为安。这时,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后来,峻青在散文《云门山遇险》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并数次对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父老乡亲表示了无限的感激之情。
书信往来,探讨创作以及诗文
　　1986年以后,为了书稿的写作,我们又进行了多次交流,双方往返的书信各有30多封。经过3年多的努力,书稿基本定型。为了试探社会反响,我曾把小说评论部分以《峻青短篇小说艺术初探》为总题目,陆续在《东岳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了5篇论文,受到同行的好评,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我把书稿寄给峻青,希望听听作家本人的意见。
　　两个多月后,我才收到峻青的复函。原来峻青不但自己读了,还请了评论界的两位朋友也读了。峻青说,读过之后大家感觉还不错,有批评、有分析、有见解、有探讨,即使某些地方显得尖锐刻薄,也未置可否,这样总算过了作家关。
　　这之后,峻青还几次联系他的朋友,帮助我向出版社推荐。后来,《峻青创作论稿》的书稿得到华师大出版社的青睐,明确通知我,想与我签约出版。我把这个喜讯告知了峻青,峻青立刻寄来他的画像、照片、手稿及一幅国画供装帧设计者予以参考。此后我又求田仲济先生撰写了序言,书问世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1998年我退休后,把之前写的一部分旧体诗规整了一下,集成诗集《述怀诗抄》,给峻青寄去一本,请他指教。峻青在信中点评之后,又跟我探讨了格律的问题,并把他的《哈尔滨抒怀》、《挽赛时礼》、《七七感怀》拿来让我鉴赏。读了他的信,确实感到启迪良多,受益匪浅。
　　2002年,峻青再赴潍访问,被潍坊学院郑重聘为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他来潍坊时,我曾与峻青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交谈,特别谈到了他酝酿了大半生的长篇小说《决战》的重写问题。他回到上海后给我来了一封长信,其中那种雄心、那种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切都是“文革”那段历史酿造的苦果。
　　峻青走后,院领导希望峻青撰写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院的院牌,托我写信向峻青求字。接到我的信函,峻青马上把书写的牌名寄过来。因有的字写得不准,我再次去函,峻青又不厌其烦地重写了一遍。
献力建馆,两次修订陈展大纲
　　2005年,82岁高龄的峻青重回50年前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潍坊昌邑市潍河岸边的广刘村,受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由于过分激动和劳累,峻青病倒了,我和爱人陪伴他们夫妇度过了一段时光。
　　回沪后,他画了一幅扇面画并题诗一首送给我和老伴。诗书画三位一体,堪称为小品中的精华。之前,他还送给我两幅画作,其中一幅寒梅挺拔俊俏,傲视天外,显示出特有的气质和风骨,我一直精心珍藏着。而此次我和老伴与他夫妻二人的合影,也成了弥足珍贵的照片。
　　2013年是峻青诞辰90周年。峻青故乡山东海阳县欲建“峻青文学艺术馆”,峻青因年事已高,无暇顾及,遂竭力推荐我为文学艺术馆顾问。我不但接受了他们的专访,还提供了力所能及的资料,并两次修订了他们的“陈展大纲”。现在峻青文学艺术馆已基本建成,只待剪彩开放。同时,新版400余万字八卷本《峻青文集》、《峻青书画选集》一并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面世。他让已年逾60岁的女儿带着10余斤重的文集到邮局寄给我,令我非常感动。同时,峻青还把他写给我的七律《忆剑波同志兼赠临星》寄来,诗曰:两世论交岁月深,风霜雨雪共艰辛。为民隆誉驰四海,伐寇檄文动三军。杏苑厚德育彦俊,文坛清韵割晓昏。一札论稿传域内,流水高山感知音。
　　我在感慨激赏之余,也草成两首七律寄给峻青。《贺峻青九十华诞》:胸藏书剑义担肩,几度风霜几度关。海啸狂袭八月后,河边激战黎明前。山间秋色人已醉,仲夏海滨月正圆。九秩仙翁何处觅,海阳高照林寺山。
　　《再呈孙老峻青》:相交莫逆逾卅春,论剑评书受益深。皓首仍思答社稷,病驱未忘患黎民。丹青遍染山河色,翰墨尽显赤子心。又见杏花齐绽放,胶东父老倍怀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