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德　著
　　(上接2015年7月5日A10版)
　　不久,板桥诗文集印行,连同他兼有楷隶行之意的“六分半书”一齐行之于世了。
　　潍县城东南有文昌祠,亦称“文昌阁”,年久失修,凋敝将倾,板桥倡而修之。工竣,就在文昌阁下,援笔而书,把修文昌阁之因,修文昌阁之用,拜文昌阁之目的,以及捐资相助的善行,一贯而下,成一篇难得的短篇佳作,兹摘录于下:
　　文云乎哉!行云乎哉!神云乎哉!修其文,懿其行,祀其神,斯得之矣。潍城东南角,旧有文昌帝君祠,竦峙孤特,翘然为青龙昂首,阖邑之文风赖焉。乾隆年来,日就颓坏。今若不葺修,将来必致一砖、一瓦、一木、一石而无之矣。诸绅士慨然捐助,以复旧观,并觅一妥贴精干之人,以为朝夕香火、尘埃草蔓扫除之用,诚盛举亦要务也。既已妥侑帝君在天之灵,便当修吾文、懿吾行,以付帝君司掌文衡之意。昔人云:拜此人须学此人,休得要混账磕了头去也。心何为闷塞而肥[6]?文何为通套而陋?行何为修饰而欺?又何为没利而肆?帝君其许我乎!
　　乾隆十五年,岁在庚午二月初十日,杏苑花繁之际。
　　板桥是一个重视实际的人,他不只是搞一个“形象工程”就万事大吉了。他要让这个“工程”发挥作用。他明确提出“拜此人,须学此人”,不要当一个混账,拜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这个观点太好了,不仅对当时大有教益,即使移至今日,对那些敬耶稣、拜菩萨、尊天师、崇圣人的信徒们,也是很好的教益。如果人们都拜什么学什么,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这篇《记》写就,即装裱张挂在了文昌阁上。光绪八年(1882),陈介祺监刻于石,并题跋。跋文最后说:“先生不可复作,修文洁行之训犹存,后之读书者其共勉之。”
　　城隍庙在城西部,乾隆十四年(1749)因雨两廊倒塌,大殿亦有损坏。板桥召集几位开明士绅商量重修事,几乎是一呼百应,士绅们捐资纳物,献工出力,乾隆十六年(1751)竣工。这年除夕的鞭炮声噼啪作响,板桥提笔撰城隍庙碑文。腹稿是酝酿已久了,写起来还是要字斟句酌,写写停停,再饮上一杯,一夜几乎未睡。天亮了,八百余字的草稿也写完了,赵六吉即剪贴装裱,板桥在碑文后作跋曰:
　　板桥居士作《城隍庙碑草稿》初就,赵君六吉即剪贴成册,可谓刻划无盐唐突西子矣。是碑不足观,而作文之意无非欲写人情所欲言而未能说者,实在眼前,实出意外,是千古作文第一诀。若抄经摘史,窃柳偷苏,成何笔手?乾隆十七年元日。
　　板桥狂放归狂放,要把文章刻在石头上,他还是十分严谨的。就如他在《词序》中所说:“为文须千斟万酌,以求一是,再三更改,无伤也。”从正月写出初稿,有多少次修改已无从知道,直到这年五月才书写上石,题目改“重修”为“新修”,开篇即把时间写了个清楚:
　　乾隆十七年岁在横艾涒滩,月在蕤宾,知潍县事板桥郑燮撰并书。
　　因为是写碑文,出于恭敬之心,以楷书为之。字字平正端方,神完气足,一气呵成,仍请司徒文膏摹刻上石,板桥不无得意。他在晚年写的《刘柳村册子》中说:“潍县城隍庙碑最佳,惜其拓本少尔。”然而,笔者更看中的还是这篇文章。
　　文章开篇即述麟、凤、龙、蛇之特征,皆“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苍然者天,块然者地,天地之间,“耳目口鼻手足而能言,衣冠揖让而能礼者,人也”。这一段话除了文字优美流畅外,并无什么新意,可他笔锋一转,反问了一句:“岂有苍然之天而又耳目口鼻而人者哉?”“岂有”,却自周公以来变成了“真有”,“称为上帝”,“呼为玉皇”,“天下后世,遂裒裒然从而人之,俨然其上,俨在其左右矣”。笔摇锋走,由玉皇写到了城隍。他说:“至如府州县邑皆有城,如环无端,齿齿啮啮者是也。城之外有隍,抱城而流,汤汤汩汩者是也。又何必乌纱袍笏而人之乎?”修庙碑记要立庙里,一般要对庙之神主恭敬一番,板桥非但未颂之以万能,却予以彻底地否定。恕笔者寡闻,这城隍庙碑立意真是绝无仅有的。
　　那为什么人们还要对一个城隍当作神而祀之呢?板桥探求其根源,云:
　　四海之大,九州之众,莫不以人祀之；而又予之以祸福之权,授之以死生之柄；而又两廊森肃,陪以十殿之王；而又有刀花、剑树、铜蛇、铁狗、黑风、蒸鬲以惧之。而人亦裒裒然从而惧之矣。非惟人惧之,吾亦惧之。……乃知古帝王神道设教不虚也。
　　板桥告诉人们,古帝王神道设教的目的,就是要塑造一个偶像,并神化之,让人们敬之、畏之,然后信之,终而愚之的。
　　在城隍庙的大门之外,新造演剧楼,从形式上看是为了娱神,神应该“娱”吗?神喜欢娱吗?板桥找到了根据:
　　《曹娥碑》云:“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则歌舞迎神,古人已累有之矣。《诗》云:“琴瑟击鼓,以迓田祖。”
　　《曹娥碑》、《诗经》都有歌舞乐神的记载,已经是一种“传统”了。但这与前文对玉皇、城隍的否定不是有矛盾吗?板桥有办法,他欲擒故纵,陡然一转,写道:
　　夫田果有祖,田祖果爱琴瑟,谁则闻知?不过因人心之报称,以致其重叠爱媚于尔大神尔。今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
　　立神,敬神,娱神,乐神,都是人们主观的行为,娱神、乐神的根本是娱人、乐人,以古劝今、讽今。他说:
　　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至于鄙俚之私,情欲之昵,直可置弗复论耳。
　　文之最后,板桥作了结论:
　　天之声色臭味不可仿佛,姑就人心之慕愿,以致其崇极云尔。
　　板桥把建庙祀神的本意说了个清楚,使那些摇唇鼓舌、招摇撞骗的巫师神婆之类逊色不少。
　　这篇碑文经镌刻上石后,立于城隍庙前。有多少人赏其字,读其文,受到启迪已无从算计。《城隍庙碑》今已移至潍坊市博物馆收藏,列为一级文物,板桥之“寿诸永久”之愿了矣。
　　在潍县的衙斋里游艺,还有一件比《城隍庙碑记》知名度更大的东西,就是“难得糊涂”匾额。这块匾额大俗大雅,亦庄亦谐。上上下下,东西南北,不知“难得糊涂”者不多,“难得糊涂”几乎成了板桥的代名。有的人写来装点书斋以充雅,有的挂在正堂以为座右铭。聪明人挂,想“糊涂”一点,不要再那么较真；可糊涂人也糊涂得应该,先贤们都觉得糊涂难,自己的糊涂是达到了先贤的境界。这个匾额板桥的确写得不错,内涵也十分丰富。四个大字,楷隶相参,稍带篆籀,凝重而不呆滞,不俗；跋文写得长长短短,欹欹侧侧,如乱石铺街,有趣。
　　《难得糊涂》写于乾隆辛未年(1751)九秋,时年板桥五十九岁。这时板桥在知县的任上已经十年,同僚一个个升迁,自己半步未进,且亦难再进了。同科状元金德瑛在《板桥分赠古镜五奁叠韵谢之》一诗自注中说:“板桥顷以事干部议,有去志矣。”看来,在官场上是遇到了麻烦。爱子麟儿不幸夭亡,老年丧子,打击之大更可想而知。回首平生,自幼“刻苦竖立”,秀才、举人、进士,关关不易,待官六载,县令十年,如今却官场、家事皆不如意,满腹文章,一身艺术,更有许多的治国安邦之策,又当如何?只有无可奈何。人生真是“难得糊涂”!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境,板桥挥动如椽之笔,用尽全身之力,一笔一笔,笔笔千钧,写出了“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写罢板桥审视了一番,觉得只这样说还不够,又提笔写了一段跋文:
　　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短短三十三字,一篇小小论文,阐明了板桥“难得糊涂”的主旨。做聪明人难,他有更高的追求目标；做糊涂人难,别人会的他不会,别人看明白的他看不明白,别人能办到的他办不到,不难为何?但这只是字面之意,潜在的含意是说,大聪明人有点小糊涂难,这才引出了“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的立意。达到了这种境界,就是先哲的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由聪明转入糊涂呢?板桥告诉了人们一条简单明了,却不大容易做到的途径,这就是跋文的后半部分:“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放一著,豁然开朗；退一步,海阔天空。一放一退,不争不比,自可心地平和,不斤斤利害,不切切于福报,这才是难得的“糊涂”,难能可贵的“糊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