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是一位“马上打天下”的帝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将精锐的京营调去平寇,而充任总兵官的又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勋臣侯爷,如此重视,令满朝文武嗟诧不解。然而这场训练有素的“京营”与“乌合之众”的“草寇”的不同重量级的对决,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永乐遣将,剿贼授钺安远侯
　　“平寇”总兵的柳升,籍贯怀宁。其袭父职,初为燕山百户,历经二十余战,积功升迁至正二品的左军都督佥事。但那些经历,与后来南征北战、江上海上的丰功伟绩相比,简直不足挂齿。
　　永乐四年(1406),柳升曾带兵征伐交趾(今越南),破贼于鲁江,斩伪安南国大将阮子仁等。次年,挂都督印驻守咸子关。在富良江上,他统领水军与敌苦战,斩首万余,江水为赤。不久,其部卒又俘获了交趾叛酋黎季犛父子,于是“露布献俘”,凯旋而归。就是这场战争,改写了中国版图,使五代以后脱离了中国的交趾再次回归,成为大明王朝的一个省。柳升也因此获封安远伯,享受到“禄千担,予世券(刻有‘宣力武臣’字样的铁券)”的功臣待遇。
　　之后,永乐八年(1410)、十二年(1414),永乐皇帝两次亲征漠北,都令柳升随驾。其时明军刚有“神机火器”,柳升受命执掌神机营,并以火器破敌,建立新功,进封安远侯,加禄五百担。柳升遂成为皇帝特别信赖的武臣之一,而此后他也一直担任京营的总兵。此外,柳升还曾于永乐七年(1409)率舟师巡海,在青州海域(今日照、黄岛一带)大破倭寇,将日本海贼一直追到金州的白山岛(今旅顺口)。
　　综上所述,这位即将与唐赛儿交手的总兵,的确是在中国甚至世界上南北驰骋距离最远,路上水上皆能战斗,且“冷兵器”“热兵器”都颇擅长的全能型古代高级将领。
　　派这么一位大人物率京营出征,凸现了皇帝对唐赛儿的特别重视。唐赛儿不过是一民妇,不是交趾国的国王,杀鸡焉用牛刀呢?这就是许多当朝臣僚的困惑,也是笔者捉摸不透的又一“谜语”。
战阵奇闻,破妖法宝究何物
　　据明史专家商传考证,柳升是在永乐十八年(1420)三月十三日率师到达益都的。从后来朝臣弹劾柳升的章疏来看,他接了出征的圣旨,却并没有迅即上路(“不即就道”),不知“磨蹭”些啥。而此之前,富有作战经验的永乐皇帝,还曾详细了解了卸石棚一带的地形,并总结了高凤失败的教训,然后语重心长地叮咛柳升说:“贼屯山寨,其众虽少,然虿尾有毒,宜加意防慎,不可忽易。前高凤轻进致败,不戒困之之道……”(《明太宗实录》)
　　遗憾的是,对于皇帝的谆谆之言,柳升并未留心。恰如《明史纪事本末》所评:升“以通侯之尊,授钺出师”,备极荣耀,然内心深处,却总有杀鸡焉用牛刀之惑。正是在这种骄傲轻敌思想的指导下,柳升在大军“临贼境”之时,竟疏于防备,以至义军乘夜劫营,杀伤不少军士(见谈迁《国榷》卷十七)。
　　既然是“临贼境”之战,就应是“初战”。“初战”结果,是义军小胜,京营失利。但笔者思考,情况或并非如此。
　　请注意《明史通俗演义》二十九回。“安远侯柳升及都指挥刘忠,率着禁卫各军前往山东”时,有山东及府州县各级官员“统来迎接”,且禀称“寇有妖术,不易取胜”。此时柳升冷笑道:“古时有黄巾贼,近世有红巾寇,都是借着妖言,煽惑愚民……怕什么妖法鬼术”?说了一番“任它如何神奇,也不过什么伎俩,我自有法对待,诸君请看我杀贼哩”云云的大话。但柳升的所谓“法”,说来可笑,无非是“密令军士备着猪羊狗血,及各种秽物,专待临阵使用”而已。
　　接下来,柳升率军前进,途中遇着义军,当即接战。“忽见唐赛儿跨马而来,服着道装,仿佛一个麻姑仙,年龄不过30岁左右,尚带几分风韵。两旁护着仕女数名,统是女寇子服饰。赛儿用剑一指,口中念念有词。突觉黑气漫天,愁雾四塞,滚滚人马,自天而下。柳升忙令军士取出秽物,向前泼去,但见空中的人马,都化作纸儿草儿,纷纷坠地。依旧是天晴日朗,浩荡乾坤。赛儿见妖法被破,拨马便走。寇众自然随奔,进入寨中,闭门固守……”
　　这段幽默的文字告诉我们,在唐赛儿与柳升的初战中,侯爷虽战胜了“妖妇”,但其取胜“法宝”,居然是猪羊狗血及各种“秽物”。这似乎荒唐可笑,但须知六百年前,军队中还真常备猪羊狗血,以及包括女人“月水”(月经)在内的各类“秽物”(据《武编》)。不过,笔者进一步思考,却猜测柳升制胜之“法宝”未必是“秽物”,也许是当时京营刚刚配备的“神机火器”。要知道,永乐时代,火器刚用于实战(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而柳升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炮兵司令”,其以火器破敌,是完全有可能的。
水道之争,童儿诈降建奇功
　　柳升率京营出征之前,朱棣已经为这场平盗之战制定了明确的策略,那就是“困之”。而在“困”的过程中,要注意“断其汲道,防其走逸”,且一定“昼夜勿怠”(据《明太宗实录》)。何以如此?因为朱棣对柳升太熟悉了。考虑到柳升虽骁勇善战,但性子急,欠谋划,遂以长于谋划的刘忠为副,并令老成持重的山东布政使储埏随军参赞。
　　于是柳升与刘忠分兵,分头包围了卸石棚寨的南北两寨,封锁了进出卸石棚寨的所有道路,并对义军有可能饮用的水源加以控制。柳升自然还会按照常规,将这儿的地形图以及敌我双方布营情况,迅即报告远在北京的朱棣。随后他接到一条“上谕”,其内容为:“贼凭高无水,且乏资粮,当坐困之,勿图近功”(据《明史纪事本末》)。然而,当时义军真的既乏资粮又无水吗?
　　也许并非如此。一般来说山高必缺水,然而从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看,当年唐赛儿安营扎寨的地方,地势虽高,偏有泉眼、水潭,即便旱魃肆虐,也不见干涸。何况那时雨水比今天丰沛,或明或暗的水脉亦未遭受破坏,因此义军“无水”之说令人怀疑。
　　但在围困了一些时日之后,义军有个叫耿童儿的,忽然逃出山寨,跑到明军大营投降,并带来一份重要情报:“(义军)食尽无水,欲取东门汲道。”这情报印证了皇帝的敕谕何等英明!但殊不知它是假的。耿童儿其实是唐赛儿派出的诈降者。
　　据有关史料,唐赛儿曾两次派人到明军大营“乞降”,耿童儿该是第二位。尽管史书未对童儿其人做过介绍,但笔者猜测他可能是小孩,即童子兵。派小孩出降,较容易骗取敌方信任。对其是否真降,柳升及其部将、幕僚意见不一。刘忠认为他是诈降,但一向“老成持重”的储埏,此刻对耿童儿倒深信不疑。他力劝柳升迅速调整兵力,一定控制住卸石棚寨外的水道。最终柳升接受了储埏的建议,结果中了唐赛儿的“声东击西”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