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忱虽出身名门,但受母亲的影响,幼年时,他的心灵深处就打上了痛恨封建制度的烙印,青年时期就具有叛逆思想。他自觉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结识共产党人,资助革命事业,为掩护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出狱后,陈秉忱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五少爷痛恨旧家风,反对封建家长
　　清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十五日(1902年1月13日),陈秉忱诞生在潍县城里增福堂街,潍县城有名的“大花翎”家。祖父陈厚钟是清翰林院编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长子；父亲陈阜,字钴曾。陈秉忱是陈介祺的曾孙。
　　陈阜秉性乐善好施,光绪二年(1876)潍县大饥荒,他协助祖父施粥赈灾八个多月,救活百姓无数。陈介祺病故后,陈阜奉遗训更加致力于善事。光绪十五年(1889),潍县又是荒年,陈阜除了施粥捐钱,又修书院、立义学,名重一时。为此,当时的山东巡抚福润、李秉衡,先后委托他办河防或办登州团练,历保至候选道官职。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商务总会饬令山东省在潍县成立商务局,陈阜又被推举为首任商务局(商会)总办。可惜在陈秉忱5岁时,陈阜去世。
　　相府“五少爷”陈秉忱失去了父爱,只能与母亲朝夕相伴。母亲杨氏是佃户之女,在这个官宦家庭中处处受歧视。陈秉忱记得,幼年时,有一次,母亲的哥哥从安丘来潍县探亲,掌管家事的人不准姐弟俩在宅里相见,见面只能在二门以外的大伙房里,并声言以后不能再来。这种贫富分明、欺压穷人的旧家风,在陈秉忱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打上了痛恨封建制度的烙印。
　　母亲为人正直,不畏强势,陈秉忱深受母亲影响,自青年时期就反对族中那些长辈们、公子哥们吃喝玩乐、游手好闲的做派。他尊重佣人,和他们交朋友；他更反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封建家长。母亲贤惠勤劳,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孩子既爱又严。陈秉忱虽生在富裕的大家庭里,吃穿不愁,但却自小养成了朴实、善良、诚信的品格,没有相府公子少爷的架子,更无任何纨绔恶习。他学习刻苦,为人忠厚,颇有正义感,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母亲优秀的品德,影响了他的一生。
　　结识共产党人,资助党的事业
　　北伐战争期间,为避战乱,陈秉忱随同母亲到潍县东郊乐道院暂住,在这里结识了张同俊(潍县城里人,曾任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
　　张同俊1925年在齐鲁大学上学时参加了共产党,在北平做过党的地下工作,知道清末金石学家陈介祺是潍县人,当然也就知道陈秉忱是陈大花翎的后人。张同俊和陈秉忱的友谊也日渐加深,来往密切,交谈中两人才发现彼此的志向一致。
　　张同俊认为陈秉忱思想进步,不像一般的富家子弟,他决心帮助这位少爷走向革命道路,便主动送他一些进步书籍,如《天演论》《新青年》《北方红旗》和鲁迅的著作。陈秉忱见到这些新鲜读物,如饥似渴,爱不释手。他边读边记,通过阅读进步书刊,从迷雾中找到了航向,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唤醒民众、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又开始了,陈秉忱带领全家去青岛。在青岛,他想方设法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通过张同俊认识了扈梅村(原名本尧,潍北扈家村人)等几位共产党人。他尽自己所能资助党的活动。后来从他在青岛时的流水账本中发现,凡亲友借钱都是有借有还,唯独“扈本尧”只有借款,没有还期,而且不止一笔,多则500元,少则二三百元。另外,陈秉忱还曾为营救一位共产党的负责干部(女同志,北平解放后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查。
被捕入狱陪过法场　共产主义信念更坚
　　在鲁迅“唤起民众”思想的影响下,陈秉忱开始办书店,但不久被军阀查封。他后来去教书,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让他进一步接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陈秉忱尽己所能,资助、营救、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
　　1932年韩复榘主鲁时,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陈秉忱被人告发,有人说他家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陈秉忱因此被逮捕入狱,解押到济南韩复榘的“模范监狱”。敌人把他当成“要犯”,不仅戴了手铐,还钉了重镣。在狱中,陈秉忱与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等一批共产党人关押在一起。残酷的牢狱之苦没有使他屈服,他参加过监狱里的绝食斗争,也被敌人拉去陪过法场。目睹共产党员们的英雄行为和狱中的残酷迫害,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
　　由于陈秉忱为人老实,作风正派,加之陈家和丁家有亲戚关系,丁叔言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个人才,答应了陈家的要求,设法营救陈秉忱。陈家卖地拿出一部分钱,丁叔言邀请了潍县绅商两界的代表人物,联名请求保释陈秉忱。县长厉文礼不愿意得罪潍县士绅,丁又找到了韩复榘,后来韩复榘把陈秉忱判刑三年,强行送进反省院。1935年他被释放回家后,由丁叔言介绍到电灯公司工作,后到志成小学当教员。该校校董兼校长是他的本家哥哥,很器重他。陈秉忱除当教员外,又借校址办起了识字夜校,到校上学的全是一些贫民子弟,他花钱买好石板、课本,赠送给学生。
　　陈秉忱回忆起那段监狱生活时,很风趣地说:“脚镣很沉,夏天还好过点,冬天就只能把家里送来的棉裤缝拆开才能穿上,整日要用身体去暖和这个铁家伙。”“近三年的监狱生活,是我最好的课堂,使我进一步懂得了真理。从一个地主少爷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