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由西北坡迁入北平后,陈秉忱有幸在毛主席身边做服务工作。他尽职、尽责,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态度,受到主席和同志们的称赞,周围的同志都把他当作良师益友。随毛主席出访前苏联时,他细致认真地工作,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逛荣宝斋代买字帖　为毛主席核对史料
　　陈秉忱在《回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书法活动片段》一文中说:“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曾经有机会接触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董副主席,他们的一些书法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影响。”
　　陈秉忱知道毛主席青少年时代就爱好书法。战争年代,毛主席常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研习书法。建国后,毛主席对书法仍是暇不释卷。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对书法的研习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也没有间断。而陈秉忱承祖上遗风,书法造诣很高。两人爱好相同,很有共同语言。
　　毛主席非常喜爱临摹碑帖,尤爱阅看历代草书字帖和各代名流、学者的墨迹与手札。陈秉忱知道毛主席看碑少,就经常为他代买各种字帖。
　　北京琉璃厂等地常有人出售古董、字画,陈秉忱空闲时就去转转。“荣宝斋”他是很熟的,常与田家英(毛主席的秘书)同去,看到有合适的碑帖就替主席买下来。毛主席逝世后,经清点,其藏书中有各种碑帖600多种,其中就有400多种是陈秉忱为其代购的。陈秉忱回忆道:“主席喜欢看字帖,看得很细,不仅看字的点画、结构、用笔,还研究其中的内容,欣赏其文章,好的字还用铅笔画上道。向故宫借来的墨迹,就挂起来,随时可看。毛泽东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草诀韵歌》等帖。”
　　毛主席知道陈秉忱具备多方面的文学艺术修养,很愿意和他研讨一些古代历史的学问。1962年的一个深夜,主席秘书突然打电话给陈秉忱,让他立即到主席住处(陈秉忱住中南海居仁楼后楼)。到后才知道,原来是主席正在写日记,需引证一句诗,却忘了诗人的名字,让陈帮助回忆。陈秉忱一时不知所措,主席只好谈了些别的事,让他回去查查。
　　第二天,陈秉忱立即到国立图书馆请几位老专家一起回忆,其中有一位是研究清代史的,说这可能是浙江一位并不太知名的诗人的诗句,经查阅果然不错,而且主席引证的诗一字不差,后将此结果告知主席,主席很高兴。
访苏抄写《条约》,发现一字不妥慎重修改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主席率中共代表团到前苏联进行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陈秉忱随行担任秘书工作。《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同年4月11日起生效。签字前,周总理去了苏联,没带秘书,为了有事好随时商量,办公时就让陈秉忱陪着。陈秉忱遇事头脑清醒,又谦虚谨慎,总理很欣赏。陈秉忱在抄写《条约》草拟稿时,发现原稿中有一个字用得不妥,他深知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即是一字之误也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他反复推敲,再三斟酌,慎重地做了修改。事后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肯定,周总理赞许地说:“你这样做是对的,外事无小事嘛,对待外事工作的每一件小事,都要极其认真负责地去做。”
　　最后,由陈秉忱用毛笔誊写的《条约》一式两份,他那字体工整的小楷毛笔字,字字力透纸背,让人赞叹不已。事后人们回忆他誊写的《条约》,如同现代复印机印出的一样。
起草火葬倡议书,与会领导签名同意倡议
　　我国历史上多数地方有人死后土葬的风俗,“薄养厚葬”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毛主席出于保护耕地、节省土地资源的考虑,多次建议移风易俗倡导废土葬,改火葬。为此,特责令中共中央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为其起草倡议书,并请中央国家工作人员凡同意者在后签名。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与会的151人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字。当时不在北京的或没有参加会议的部分领导人,也表示逝世后实行火葬。
　　自上世纪60年代,改革了旧丧习俗,火葬在全国逐步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