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同志在悼词中说:陈秉忱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高尚品德是多方面的。他不仅严于律己,对孩子要求更是严格。对同志却宽容大度,以诚相待。到了晚年更是“不待扬鞭自奋蹄”,自觉地为出版毛主席著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教育孩子不搞特殊　要凭能力出色工作
　　陈秉忱除了事事处处对自己严格要求外,更为突出的是严格教育自己的儿子。
　　他有四个儿子,解放战争期间把三个送去参了军,唯有小儿子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一些。1949年夏天,住北京香山期间,他让小儿子与战士一起吃大灶,有一次看到儿子吃小米饭,他意味深长地说:“陕北的小米饭治好了我的溃疡病,也把我脱胎换骨了。”
　　1949年冬,陈秉忱随毛主席到苏联,临走时没有告诉在“子弟小学”读书的小儿子。机关为照顾干部子弟,每周日都用小汽车把孩子接到机关里度假。他回来后得知此事,特意在机关里作了检讨。并就此事给小儿子讲:“干部子弟没有什么资格可以搞特殊。”他还向儿子讲解“其身正,无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的道理。自此,小儿子从学校回家再也不坐小汽车了。每逢寒暑假,他都让小儿子和通信班的战士住在一起,参加打扫办公室的公务劳动,并让其抽空帮战士们认字,提高文化知识。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他从不给小儿子买过多的东西,一方面用行动教育孩子生活要俭朴,另一方面从各方面消除孩子的优越心理。
　　陈秉忱虽在中央机关工作,但他的孩子没有一个沾他光的,他也从没给孩子一点“特殊待遇”,他经常教育孩子们不要搞特殊。他的四个儿子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且都工作得非常出色。
关心同志满腔热忱,谦虚民主被尊为老丈
　　陈秉忱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生活上异常简朴,常年旧衣素食,安于淡泊,除了收藏书籍和写字作画以外别无其他爱好,而对周围的同志却是满腔热忱,不管谁有了困难,他都是慷慨解囊乐于相助,机关上的福利他总是让给别人。解放战争期间他的一个通讯员还不满15岁,是从老区参军的,陈秉忱对他的关心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儿子。进北京后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还帮他学文化,关心他的入团和入党问题,以后又送他去学习,使他成为党的一名优秀干部。
　　陈秉忱有很好的民主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他领导下的同志都能心情舒畅,奋发努力。他知识渊博为人谦虚,机关上的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良师益友,尊称他为“老丈”。
“文革”中宽容大度,实事求是不做亏心事
　　“文化大革命”中,陈秉忱遭受迫害,被诬栽“地主”“叛徒”和“反革命”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揪斗、隔离审查。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持党性,从没有讲过违心的话、没写过一份违心的材料,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同志、对不起组织的事。
　　他有广阔的政治胸怀,对于在“运动”中一时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他不对他们有看法,而是热情帮助,循循善诱。
　　1966年6月,陈秉忱已进入中办“文化大革命”学习班,处境非常困难。但他坚信党的领导,坚信光明终会战胜黑暗。“运动”期间,他被关了起来。1972年,毛主席问起“陈秉忱到哪里去了”,身边的人随即回答他说,陈是“走资派”,正在干校劳动改造。毛主席听了,淡淡一笑说:“他一个书生,是个糊涂人,能有什么事嘛。”于是陈秉忱很快就被解放了。
古稀之年仍勤奋,为出版主席著作尽心力
　　陈秉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与其有深厚的感情。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担任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虽已至古稀之年,但仍意气风发,为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勤奋工作。
　　他不止一次地向组织提出,除了担任顾问外,还应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认为毛主席是一位诗词大家,其诗作、词作,文笔犀利、气势磅薄,用“毛体”写出,更是绝美的艺术品,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建议中央认真整理。中央同意后,1979年,他担任了毛主席图书管理小组的负责人,不顾年迈体弱,坚持上班,而且是步行到机关,专心致志地做好主席图书的管理分类。
　　1982年,陈秉忱离休了,但他仍然关心毛主席对图书批注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为纪念毛主席诞辰90周年,他废寝忘食,带病工作,从几千件原稿中选编出版了《毛主席手书古诗词选》等三本集子。当时他的心绞痛时常发作,常常是含化硝酸甘油片后稍有缓解就继续工作。80岁后,他知道时日无多了,更是一刻也不放松读书学习。离休时他曾写下了如下诗句:事业息肩志未赊,书巢炳烛足生涯。喜看四化新栽树,不向青门学种瓜。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诗词37首》(线装本)等重要文选以及任弼时墓碑上,都留下了他的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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