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冠三出生于高密一个自耕农家庭,是古文大师李泰运的得意门生。在高密的反德国筑路斗争中,刘冠三从抗争到调停失败吃尽苦头,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关乎民族存亡的反思。为了躲避愚昧乡民的无端发泄和寻找救国的道路,他考入在山东大学堂设立的师范馆,学习新式教育,号召大家反清革命。
小秀才替佃户讲理　看庄稼放走偷粮人
　　刘冠三,名恩锡,字冠三,以字行,1872年2月16日生于高密县康家庄(今高密市醴泉街道康庄社区康家庄)。
　　刘冠三祖辈贫穷,是仅有几亩涝洼薄地的自耕农,还靠人工磨面、开大车店糊口。父亲刘成德偶得一位仗义疏财的顾客帮助,买了驴推磨,生活才有所好转。刘冠三年幼时就开始干农活,因此深知农民的疾苦。
　　刘冠三从六七岁时就开始一边帮家人干些零杂活,一边进私塾学习。在他之前,刘家世世代代没有一个读书人,刘成德将儿子送进私塾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刘冠三天性聪敏,上进心强,学业进步很快。13岁时,他应童子试(童子试也称童试,即科举时代参加科考的资格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称秀才,方可进入官学,正式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很好,被乡亲们称为“小秀才”。
　　高密历史上曾经出过春秋名相晏婴、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和清代名相刘墉,“三贤”的懿言嘉行在社会上非常有影响,当地一直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家人对刘冠三寄予了厚望,父亲又送他到县城大户李家陪读,希望他靠读书成名,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刘冠三陪读的对象是后来成为高密县十大绅士之一的李子祯,李子祯与刘冠三名为主仆,实如手足。李家慕名从江苏聘请著名古文大师李泰运先生来高密教授子弟,刘冠三得到了李泰运的器重。在恩师的精心培育下,刘冠三熟读儒家经典和大量诗文,学业有了更大的长进,成为李泰运的得意门生。
　　刘冠三在县城求学期间,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天,他途经地主李荷生城里的崇厚堂,看到管家收租时任意克扣佃农的租粮。刘冠三非常气愤,就上前替佃户们讲理,管家嫌他多管闲事。刘冠三怒不可遏,痛打了管家一顿,并警告说:“你们这些人,只管为自己的主子效劳,却不顾别人的辛苦。今后,你不得再无理盘剥他们!”掌柜李荷生虽然财大势大,却惧怕刘冠三“小秀才”的名声,不敢为难他,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还有一年夏天,父亲让刘冠三到地里去看护庄稼。刘冠三到达自己家的地头时,正遇上一个陌生人在他家地里偷割麦子。那偷麦子的很害怕,谁知刘冠三一个劲儿地安慰他:“不要紧的,我们都是庄户人家,谁还没有点难处,你也是为生活所迫。现在我在这里给你看着人,你就放心大胆地割吧。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是我叫你割的,也就没事了……”
参加抗德队伍从中调停,“高密事件”中无力回天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第二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夺取修筑胶济铁路和在铁路沿线开矿的特权。1899年,德国人修路抵达高密,工程破坏了原来的排涝体系,危及当地群众的生存。孙文、李金榜等农民领袖领导高密县西部108个村数万农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反筑路斗争,史称“高密事件”。这一事件使刘冠三无法安居县城学堂,于是,他参加了孙文领导的抗德队伍。
　　但是,在一次次残酷的斗争实践中,目睹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德寇和清政府联合残杀,刘冠三逐渐认识到,修筑铁路对发展经济有利,占地阻水等事情应该与政府交涉,多争取些补偿,让德国人多修些桥涵排水,单凭盲目地与政府和洋人蛮干对抗,不但无济于事,还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他不顾伯父等人的阻挠,主动在清高密县地方政府、袁世凯派来镇压农民的山东按察使胡景桂和农民抗德队伍之间调停,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奔走呼号二十昼夜”。他向清朝地方政府和胡景桂说明,农民的有些做法虽然过火,但他们“实为国家”,是无可指责的,更不能编织罪名“多杀好百姓”。同时,他积极劝孙文和李金榜等人改变斗争策略,以防蛮干败事。
　　可是,包括抗德领袖在内的许多人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既不理解事实真相和道理,也听不进劝说,反而认为刘冠三是一个帮助官府说话、里通洋人的“二鬼子”。孙文一怒之下把他赶出了抗德队伍。
　　然而不出刘冠三所料,由于矛盾激化、形势多变,斗争越来越残酷,抗德队伍伤亡也越来越多。不少乡民因为在德国人、清政府那里吃了亏,没处发泄怨恨,就把矛头指向了刘冠三,使他多次遇险。刘冠三只好到济南投靠亲友。到后来,因为受“二鬼子”名声的牵连,他的家人也纷纷背井离乡,到亲友处避难。
济南探求救国救民之路,考入师范馆研究新教育
　　1900年5月,刘冠三来到济南,最初住在县司处一带,以抄写文件、代写书信维持生计。他交友甚广,从留日学生那里学到很多新知识、新思想。刘冠三在济南避难期间,开始反思高密人民从义和团到孙文抗德等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失败的原因。为什么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如此愚昧落后软弱可欺?为什么大小帝国主义强盗都敢远渡重洋来侵略欺侮我们?为什么人民大众的反抗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刘冠三认为治愚强国之本在于教育,而为人师者,必须先有渊博的知识。于是,他开始仰慕新式教育,渴望学习新式文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0月,为选送赴京师、保定深造及日本留学的学生,山东巡抚周馥考选廪生、增生、附生104人,在山东大学堂设立师范馆,任命候补道方燕年为总监。刘冠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师范馆,与于明信、范明枢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学习现代文化知识,研究新式师范教育。刘冠三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引导鼓励大家反抗清政府这个已经沦落的“洋人的朝廷”。为反抗以方燕年为首的腐败的学校当局,他联络同学,多次开展罢课斗争。日本教师内堀经文内心高傲,目中无人。虽然刘冠三整日宣传革命,散布反清言论,但他学习成绩突出,研究教育颇有心得,内堀经文屡屡对他的文章称赞不止,甚为器重这个不安分的学生。
　　事件结束后,刘冠三回家探亲,自觉捐弃前嫌,与父老促膝谈心,亲密无间。乡亲们都称赞他胸怀大志,不计个人恩怨,非常钦佩他的才干。作为一名有勇有谋的爱国知识分子,刘冠三在高密及周边各县出了名,大家称呼他为“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