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少小离家老大归,在经学界有了名望,远近儒生响应风从,也影响到了不其地界。此时借地讲学,应是契机。伏家说,久闻郑君康成经学大名,能来此教授,是不其人的福分。郑玄喜的是传经事业终有着落,可以实现自己的经学理想；忧的是才归家两个月,又要离家出走,好像自己这一辈子注定在路上飘泊。
授经不其弟子盈门　边耕边读拔草捆经
　　汉桓帝永康元年(167),郑玄由关西取道秦、豫、兖、徐州,辗转回到高密。离家去洛阳太学时正值青年,在外度过近20个年头,年40岁。爷爷已在6年前去世。外出游学这些年,家中生计全靠父亲操持,后来兄弟们渐大,挑起家务重担。
　　那个年代,经师是门职业。郑玄《五经》全通,且今文、古文经融合,故求学者门庭若市。郑玄没有在家乡办学,一因没有讲经的场所,二因给养困难,尤其是那些寒门弟子。
　　灵帝建宁元年(168)秋,郑玄很快打点行装,客居东莱不其门下传经授业,此时离他归家不满百日。不其山在山东即墨东南20公里处(现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东临大海,田川富饶。郑玄和学生们同甘共苦,边耕边读。书简缺少包装,正好山脚下有草,非常坚韧,可以用来捆扎经书。《三齐记》记载,人们把这种草称作“康成书带”。唐朝诗人陆龟蒙作《书带草赋》赞郑玄:彼碧者草,云书带名。先儒既没,后代还生。有味非甘,莫共三山芝校；无香可媚,难将九畹兰争。叨词林畔种,在经院中荣……
　　不其侯还提供了大片良田,也叫学田,供师生们自己耕种,以解决给养问题。相传不其侯伏家是伏羲氏的后裔,东汉中期,其子弟伏理曾为高密王太傅。
　　清人顾炎武有《不其山》一诗,曰:荒山书院有人耕,不记山名与县名。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
为官学生多如拾芥　变革治学择善而从
　　时值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之际,教学已属不易。郑玄“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精力有限,便借鉴老师马融的办法,挑选高徒,让学生教学生。
　　郑玄的学生,后来以明经取青紫(做官)者如同拾芥:山阳人郗虑,官至曹操魏王时期的御史大夫；崔琰,跟随魏武帝曹操谋事,官至中尉；东莱人王基,曾任郡守,官至二千石；国渊,官至太仆……郑玄评价国渊说:“国子尼,美才也,吾观其人,必为国器。”评价赵商说:“博学有秀才,能讲难而口吃,不能剧谈。”郑玄卒,赵商作《郑先生碑文》。其《郑志》一书,载赵商问郑玄63条,《郑记》载赵商答诸问1条。众说赵商为郑玄最亲密的弟子。
　　郑玄预言弟子学生的话,多数日后应验。尚书左丞张逸,是郑玄小同乡,高密人。《郑玄别传》说:“张逸年十三,为县小吏。郑玄与之同县,见面谓之曰:‘尔有赞道之质,玉虽美,须雕琢而成器,能为书生以成尔志否?’对曰:‘愿之。’乃遂拔于其辈,妻以女弟。”三国时期刘备为徐州郡主时,郑玄曾推荐学生孙乾为州从事。孙乾后成为刘备谋士团队中的重要人士。刘备攻占益州后,孙乾官至秉忠将军。
　　弟子在郑玄死后模仿孔子的弟子,以问答对话的形式记录了郑玄的言论和学术问题,整理成书,谓之《郑志》及《郑记》。
　　郑玄讲经,善积今、古文两经之优势,打破传统的“师法家法”说,改原来的“出自师口的句义,一个字不敢改”为“择善而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由此带来了教学方法的巨大变革和突破。
　　郑玄没有专著,后人无法从著述中完整系统地领教他的学术思想。他的教育思想零散体现在教学和注经活动中。留传给后世的群经注疏,体现了他的教育观。
　　郑玄努力按照上古三代礼乐要求设置教学。他和弟子们自己动手,开辟出一块平整空地,叫演礼场。1800年过去了,不其山下以郑玄当年讲经命名的“书院村”“演礼场”至今尤存。
　　注经施教贯穿了郑玄的后半生,至去世前,弟子们仍追随左右。郑玄寿命较长,在30多年里,教出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成千上万,遍布天下。《礼记·学记》注:“自反,求诸已也。自强,修业不敢倦。”郑玄几十年教学不辍。
受牵连二遭党锢之禁　杜门十四年注《三礼》
　　汉灵帝建宁四年(171),郑玄遭二次党锢之禁。愈演愈烈的“清党”之风波及州郡,郑玄因为是杜密门生,“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
　　郑玄正值壮年,一身才华正待施展,但怕影响和牵连伏氏家族,只好忍痛遣散了多数学生弟子。被禁锢回梓桐村那一年,妻怀六甲,郑玄为儿取名益,字益恩。
　　郑玄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清人郑珍《郑学录》说:“康成则遭禁杜门,14年中,其精力全在《三礼》也。”郑玄遍注群经,《三礼》注得最精当。《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在郑玄之前,无《三礼》之名,自郑玄为这三部礼书作注,始有此称谓,被称为《三礼注》。章太炎在《国学演讲录》中说:“三礼之名,自郑玄始,称三礼者,沿郑氏注也。汉末郑学大兴,此经遂跻《礼经》之上。”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叙述汉人注经成就时说:“《周礼》——郑玄注；《仪礼》——郑玄注；《礼记》——郑玄注；《诗经》——西汉毛亨传,郑玄笺(笺即注)。”范文澜还说:“流传至今的重要经书,除《春秋公羊传》是今文,其余9种全是古文。其中魏晋人占十分之五,而郑玄一人占十分之四。”
写三文论战学海何休　掀古今两派讨论之风
　　汉灵帝光和五年(182),郑玄55岁。当时谏议大夫何休的3篇文章攻讦他家经学,有失偏颇。郑玄奋笔直书,也写了3篇文章与之论战。郑玄在野为民,却不畏权贵,在学术上勇敢向官员学者挑战,掀起了古、今文经两派的再次论战。
　　何休比郑玄小3岁,是《春秋公羊传》研究的大师。只有郑玄这等名重汉疆的经学大师,给他的经学观点指明弊端,他才会接受。二人有过招,无过节,私下感情很好。郑、何论战,开一代学术讨论之风气,推动了经学进步。《后汉书·郑玄列传》记载:“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我矛,以伐我乎!’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郑、何论战,使古文经学渐入佳境。此后,更是“求学者不远千里,赢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京师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郑、何《春秋》论战的当年,“学海”何休去世。
　　多年后,郑玄避乱他乡,途中巧遇服虔。郑玄早知服虔为治《左传》的大家,经交谈后,认为服虔才华学识可靠,遂将自己所注《左传》未完稿及研究成果一并托付给他。后服虔成就《春秋左氏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