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次明不但在棋坛上闻名全国,而且思想进步,爱国爱党,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广交社会名流,却清贫自守;他德高望重,却平易近人。“文老清贫”是他一生最好的概括和总结。
基督教长老会任职　参与“三自”建设教堂
　　邵次明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中国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长老为基督教内职务,负责管理教务工作)。他自幼受宗教家庭熏陶,以爱对待一切世事,以爱国爱教为生活准则。
　　1912年山东基督教“自立会”成立,摆脱外国宗教势力的羁绊,坚持“传教有圣经,信教有自由,在中国布道,中国人传教”的民族宗教道路,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信教方法,自立会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信仰组织,同时向当局申领地皮建教堂。1915年动工后,由于邵次明处事公正,热心教务,工作能力强,声望日益提高。他和李道辉等6人被选为教内董事会董事,共同完成了省内第一座国人教堂的建筑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邵次明积极拥护和参与“三自爱国运动”,组织领导青岛市和省内的“三自”宗教信仰活动。1951年,他代表宗教界成为青岛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任养老院长捐薪金　遭遇不公拒绝“攀附”
　　邵次明的儿子邵复圣1994年致稿家乡文史主管部门,回忆父亲的一生,文章中说,父亲留下八字的家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象棋之外,邵次明一生爱好书法作品收藏。他交际广泛,热心公益,社会各界多有书法作品酬赠。他对于记录自己参与社会事业的“墨宝”更是珍爱有加,装裱珍藏。
　　1922年,刚刚由滇返鲁的邵次明出任教内人士兴办的山东省养老院院长。至1923年离职,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邵次明与院中百余名孤寡老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离职时,他把任职期间全部薪金捐赠给院方,留作改善在院所有老人生活的费用。老人们大为感动,挥泪夹道送行。老人们集资在院门前为他树立了功德碑,上书:“泽被老人,功德无量”。并将碑上大字写成书法作品送到邵次明家中。
　　新中国成立后,这件书法作品还悬挂在邵次明家中。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时,一些人借它说事,使邵次明受到了不公正的舆论指责,一时被迫停止了正常的宗教活动,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处境困难。家人和宗教界朋友都劝他向当年的学生朱德委员长和旧时好友叶剑英元帅等写信求援,邵次明认为这有“攀附”之嫌,断然拒绝。
　　几天后,邵次明写下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条幅悬挂在“泽被老人,功德无量”旁边,这才向儿女们说出了任职养老院的全部过程,并谆谆嘱咐,要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作为永远铭记的家训。
　　邵复圣回忆说:经过十年“文革”,父亲收藏的书法墨宝散失了不少,只有这一家训条幅还保存着。
较早接受民主启蒙　李济深题“文老清贫”
　　邵次明青少年时代生活在清末,较早的西方文化教育和落后的国情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民主意识。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革命者成为他的好友。云南“讲武堂”时期,他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学生中除朱德外,还有邓太忠、卢汉、龙云等辛亥革命志士。在其影响下,他参加了兴中会。
　　邵次明离开云南后,曾去长沙湘雅大学短期任教,清明节植树岳麓山之际,结识了徐特立和杨怀中两位革命老人,后成为密友,长时间书信往来。由湘返鲁后,邵次明在济南创办民主报纸,积极宣传打倒封建军阀,拥护孙中山“二次革命”,并把山东革命发展形势写信转告给长沙两位密友。
　　解放后,邵次明一心跟共产党走。“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消极思想,甚至有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苗头。1960年,邵次明出席山东省政协会议,适逢国家探险队首次登上“珠峰”,他坚定地发言:“我虽然是80岁的老人,面对困难,有雄心壮志,像登山队上珠穆朗玛峰那样度过困难。”
　　邵次明是青岛市“民革”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李济深与其友谊甚笃,生前曾手书“文老清贫”四字相赠,以彰显邵的文人气度,并概括和评价邵的一生,邵次明把这视为知己勉励的“箴规”,终生装裱悬挂。
被推举向主席祝酒　收获人生最幸福时刻
　　邵次明有幸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
　　1959年,山东省第一届“政治学校”开班,毛主席来山东视察,接见部分学员,在此学习的邵次明作为学员代表,得到与毛主席合影的机会。
　　1957年至1959年,德高望重的邵次明连续三届被聘为全国棋赛副总裁判长。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棋类比赛结束,适逢建国十周年庆典,邵次明被选为国庆观礼代表,出席北京市长彭真主持的万人招待会。会上,79岁的他又以棋界代表和最年长代表的双重身份,被推举向毛主席祝酒。邵次明感慨万千,激动不已。他在工作人员的照顾下,颤抖着双手端起了酒杯向毛主席走去。
　　走向毛主席的那一刻,穷苦出身的邵次明走上了人生闪光的顶点,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多少年后,他还经常向自己的子女和学生说起:这是自己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从70多年前的潍县小村走上盛况空前的国庆观礼大会,邵次明庆幸自己老年欣逢盛世,更知道这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一个优越社会制度的缩影。在邵次明去世后介绍他的文章里,多说其出身于“亦商亦农”的家庭,然而在儿子邵复圣的回忆中,父亲常徒步往返于潍县登州之间,以玉米饼子充饥,课余和假期又以抄写教材的微薄收入充当学费。侄子邵复新往往风趣地告诉来访者:别看我们家十足的贫农家庭,却走出了父辈三个“教会大学”的大学生(邵次明和大哥邵宝光、三弟邵宝辉皆毕业于登州文会馆和后来的齐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