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的私塾生活并没有禁锢住青年李植庭的思想,反倒让他具备了冲破牢笼、致力于兴办教育、改变社会的能力,在家乡他教书,闯关东仍是为了教书,他的一生与教育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七岁入私塾,成绩优良教师赏识
　　寿光市田柳镇崔家庄地处寿光中部,离县城15公里,向东4公里,可见弥河汤汤；南去2公里,张僧河蜿蜒流淌。清末时,崔家庄村西有一条用于运盐的官道,村东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公路,交通很是便利,村庄四周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村民祖辈以务农为生。
　　1871年(清同治十年)3月,村子里添了一名男丁,父母给他取名李三槐,字植庭,后来一直以字行。李植庭的父亲叫李洛水,是当地的农民,上过几年私塾,略通一点文墨,而且书法小有名气,他很重视子女的教育。
　　李植庭7岁时,父亲把他送到私塾,冯毓芳是他的老师。冯毓芳很欣赏这个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学生,觉得能收到这样的弟子,必是可以大显先生之名的。可李植庭天天背诵“子曰诗云”四书五经,感到百无聊赖,小小年纪便有了自己的想法。

成教书先生,新式教育不被认可
　　20世纪初期,没落的清政府腐败无能,致使国家千疮百孔,国势衰颓。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改变中国的现状,振兴国家民族,救民于水火,必须兴办新学,他们纷纷行动起来,走上教育救国之路,李植庭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1892年,李植庭21岁,他结束私塾学业,承担起家里的生活重担。在私塾里读书14载,他在当地是响当当的文化人,村民聘请他担任私塾先生。从私塾到私塾,他的身份从学生变成了先生。
　　此后三年间,李植庭在私塾里传道授业解惑。他目睹当时的社会现状,心想国家已然如此,自己要是再教“忠君”“仁爱”宣扬封建礼教、禁锢青少年个性的内容,岂不是误人子弟,阻碍社会进步吗?他试着改变过去私塾老先生的传统教法,不局限在四书五经中,而是开始关注国家大事,把书本知识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思考。
　　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的《治平篇》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敏锐的观察:人口增长太快,生产资料增长太慢,会影响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水平。李植庭早在读私塾时就特别喜欢这篇文章,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后,也爱跟学生分享。有一天,他放弃传统的课本教学顺序,特意来讲这篇文章,并把自己家搬出来做例子。他家的经济收支相抵,还算中等之家,如果父亲和叔父分家,他的下一代再次分家,原本的中等之家就成了贫苦之家,更令人感喟的是“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居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沛而死者之比比乎?”所有一切让人不寒而栗,眼下的社会现实与过去相比,犹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作为一介书生,虽然无力改变社会,但可以为社会分忧。要解决物资不足的问题,一则增加社会财富,二则节省消费,即所谓开源节流。我们不能开源,却可以尽量节俭,不浪费一丝一缕。否则,如何面对父母,如何面对世人?”这堂课上,李植庭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让学生们受益匪浅。可他按自己的想法教学,在当时难以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受到传统势力的指责和质疑,一怒之下他炒了私塾的“鱿鱼”。
　　李植庭是有能力的,一听到他辞职,有人约他经商,有人劝他到官府谋差事,他都婉言谢绝。李植庭暂时在家务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似碌碌无为,内心却激情澎湃,他想办学堂,教育维新,教育改变社会,可这在当时的寿光寸步难行。
逃荒到沈阳,接触新学如获至宝
　　1900年,黄河泛滥,寿光一带庄稼歉收,到1903年,眼瞅着日子难以维持,李植庭和几位同乡一起逃荒到了沈阳铁岭近郊的农村。很多人闯关东是被穷日子逼的,可他“下关东不是因为家里揭不开锅,而是为了办新学”。
　　到东北后不久,李植庭收到一位朋友发来的邀请函,请他到一所新学堂担任教员,教学生地理、历史,学习笔算。崭新的教学内容,让他眼界大开,也第一次实现了他教授新学的愿望。
　　《笔算教学》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学习这门新知识,眼前似乎浮现出一线黎明的曙光,他高兴地在日记里写道:“科学知识是拯救落后的有力武器,我必须刻苦学习；在新知识面前,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必须时刻告诫自己要做先生,先做学生。”在他的心里,已经朦胧地形成了教育救国的理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主张让李植庭豁然开朗,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提高民族的素质,要提高民族素质,则必须要发展教育。自己多年来所梦寐以求的教育救国的抱负,一直没有施展的机会,现在条件或许已经成熟,他决定回乡办教育。
　　1911年冬天,李植庭踌躇满志地回到了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