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有骨头连筋的血缘情、体贴互让的长幼情、鼎力相助的邻里情。那种和睦相处的氛围,让人永远忘不了,想来内心满是温暖。
奶奶客串剃头匠　戏谑小曲唱起来
　　小时候,听说奶奶要给我剃头,就害怕得要命,撒腿就逃。和奶奶一伙的爷爷把笔者牢牢地摁在滑溜溜的门槛上。专门戴上老花镜的奶奶从刚蒸完干粮的锅底舀出半瓢黄蜡蜡的水,倒进铜脸盆里,再掺上一点凉水,手指一试说:“正好,不凉不热,浸透了,头皮就不疼了。”奶奶手掌盛水,在我耷拉着的头上呱唧呱唧一阵子,然后仔细地修理起我的脑袋来。刀子如履平地,发出嗤嗤声儿,我的感觉像找剃头匠剃头那样恣儿,像挖耳朵痒痒那样舒坦。
　　约摸剃了半边,刀子钝了,过处生疼。见我咧嘴龇牙,爷爷双手捧水往我头上浇,奶奶不时地在她“三寸金莲”鞋帮上蹭拉刀子。可还是疼,笔者左晃右摇不让剃,奶奶怕笔者跑了,“呸呸,呸呸……”干脆用唾沫浸我的头皮,以免剃得皮疼。我跺着脚大声抗议,爷爷突然说:“咦,大白天,哪来的电棒子?”奶奶哼起了现编现溜的小曲儿:“剃新头来戴新帽,过年穿上新棉袄,将(娶)个媳妇挨着被窝困大觉……”我的注意力完全被支开,他们才争分夺秒完了事。爷爷摸着我头皮说:“光,光,电棒子!”我才知道“电棒子”在哪里,但还是怨气未消:“给我说媳妇,不俊的不要,摁着我也不要!”惹得他们大笑不停。

二大娘眼盲心亮　乐观好客又助人
　　二大娘姓慈,夫家在村中是独姓,丈夫排行老二,村里妇孺童叟都叫她“二大娘”,辈分永远定格了似的。据村里老人讲,年轻时她的货郎丈夫被绑匪撕票,正坐着月子的她,连续哭泣了十几天,致使双目失明,从此黑暗伴随了她的余生。
　　二大娘怕拖累人,拒绝了在西北某地做科研工作的儿子接她去生活的请求,仅靠儿子寄来的钱和邻里援手生活。她的家是妇女们的休闲中心,还有“讯息存库”的功能。哪家何时有啥事,只要让她听到,甭管下去多时节,仍记忆如昨,复述出来毫厘不差,煞是惊人。儿子寄来新茶,她自己并不嗜好,而是摸索着烧水沏上,打开家门,谁来谁喝。每当此时,街坊邻居就奔走相告:“二大娘茶馆开市了!”拿着她可能需要的食物前往。
　　她宅子南面不远处,有口清朝光绪年间集资挖掘的井,水特甜,半边村的人家都来担水。清晨傍黑人多时,她就倚在自家院门门框上,聆听着跫然足音和韵律有致的摆桶声,往往主动问候“某某某你来家了”、“谁谁谁坡里营生忙完了”等等,叫谁都差不了,连喘息声都辨得出,令人咋舌叫绝。二大娘很会体察人意,从不絮叨烦人。你担水离开,她便不再吱声了,身子紧紧贴墙闪道,用布满皱纹的灿烂笑容欢送你。因此,凡经过她家门口的人,无论是她在墙边,还是在敞门的天井里,都抢先问候。
　　笔者十多岁之前一直吃那口井的水。记得奶奶生前讲过,刚解放不久的一个冬天,奶奶家跑了牛,合家追寻,奶奶慌乱中把用小被儿包着的笔者一把塞给二大娘。等把牛追回,奶奶还见笔者在她怀里用吃奶的劲挣扎,二大娘死死抓着笔者的双腿不松,怕笔者挣脱掉入井中。

最爱家乡辣疙瘩　老乡千里送上门
　　1960年生活困难,父母把笔者接到杭州躲避。酱菜店里卖标着“潍县咸菜”的辣疙瘩,起初随便买,后来顾客蜂拥,也就凭“咸菜票”了。笔者在家乡时,一日三餐都是“黏粥、窝窝头、青萝卜辣疙瘩(咸菜)”。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家乡的咸菜,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惦记的。
　　念杭州四中时,夏天到农村“双抢”割稻,出汗多,需要补充体能,农民送茶水到田头,里面就撒着盐。大家争着喝,唯我感到喝盐茶水像“灌药”,怎么也享受不了,就悄悄嚼一点带去的家乡咸菜,找地方喝白开水,体能不减。
　　笔者家常年备有家乡咸菜,家乡的供销员孙肇吉到浙江出差,知道笔者家爱吃,自己去或者同事去,一定大包小兜装满送到门上,连续七八年!“文革”时笔者到上海“串联”,离外滩不远的“潍县路”上有个酱菜店,半边柜台摆放着分别称“潍县辣疙瘩”和“潍县青萝卜”的咸菜。面对家乡特产笔者欣喜若狂,买了一大包。后来回乡当农民,那就手到“擒”来——天井咸菜瓮里辣疙瘩堆成尖,水灵剔透,是“原色腌”。口感虽不及买的香,但吃法多种多样:切成细条块,炒熟或蒸熟吃；切成细丝,好看好吃,既吃个咸味儿,又品个脆劲儿；用香油、醋、葱花或芫荽调味,香酸脆咸；家乡咸菜还可以烧烤着吃,出远门时捎着,随时享用。
　　走到天涯海角也忘不了家乡,忘不了老屋,忘不了爹娘,忘不了乡亲。
　　本期图片均由张建国提供(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