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0月3日,中德双方达成协议,胶济铁路完全移交中国政府。同一天,驻潍日军下达最后通牒,派兵占据潍县以西车站。大洋彼岸,驻日公使多方交涉,几尽哀求；潍县这边,日军磨刀霍霍,急欲西进。一切外交手段用尽,终亦难挽局势。中方步步退让,忍辱将潍县至济南的铁路守备部队撤去,任由日军长驱直入,径抵济南车站。
日军由潍西进　要求中方撤军
　　在潍县,北洋陆军驻潍第五师师长张树元等官员,与侵占潍县车站的日军极力交涉、斡旋。
　　1914年10月2日中午,日军大队长金泽末作等4人到张树元官邸“拜访”,张树元“接待以礼,尽情而散”。
　　官场应酬强装笑颜的背后,积蓄着愤怒。潍县城内外,北洋陆军屯兵数千,怒火填膺,却不敢擅动。张树元在发给外交部的电文中写道:“此间军心愤极,大有一发千钧之危。”
　　10月3日下午3时40多分,外交部特派交涉员高逸接到金泽末作的照会,内称:“奉令管理山东德人所有铁道,限十月三日下午四时撤退贵国驻扎车站附近军队。届时无论有无回答,必保留自由行动之权利,倘有事端,贵军负责。”　　读了这份霸道的“通牒”,高逸“谒胜诧异”。他连忙电话通告张树元,委托范秘书赴潍县车站向日军交涉。
　　与侵潍日军交涉,是高逸分内之事,却托他人去办。据高逸自述,是因自己有病在身。
　　十天之前,高逸由高密回潍县途中患了感冒,一直发烧。日军侵入潍县车站时,高逸已经卧床两天。他勉强支撑身体,奔走交涉,导致病情加剧,再次卧床不起。当时,感冒发烧如果不治,会丢掉性命。金泽末作派员送达照会时,恰巧范秘书来探望高逸。
　　放下电话,高逸向范秘书做了一番交代,让他赶紧赴潍县车站交涉。等范秘书赶到车站,日军所乘火车已经西开,只剩下留守的几十个日兵。
　　对日军此举,高逸愤言,日军“行为极其强横,情理均莫能喻”。
　　关于高逸的作为,有人写信告状,称“筹办中立卢某及外交部特派员高某等,于日兵到某处时俱逗留高密,观望不前,及日兵到潍,伊等又仓皇退至益都,怯懦误事,坐视糜烂”。
　　孰真孰假,今已难辨。
　　西行的日军有200多人,由野村大尉带领。据说临行时,野村强迫潍县知事张汝钧陪同。
　　对于撤退中国在铁路沿线军队一事,张树元不能做主,迅即发电济南请示。为避免兵士激愤爆发,引起冲突,他先斩后奏,将潍县至益都沿线驻军暂时调开。
　　山东督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接报,立电北京统率办事处:“日军西进势在必行,此刻断难阻止,等该军直抵济南,危不胜言。”他们建议,先与日置益协商,让其电告日军暂不要到省城,“以免牵动地方秩序,否则恐乱党乘机窃动,大局立危”。
　　这两位地方军政主官想得太天真了。日军西进之举,断非日置益和神尾光臣能够做得了主。　　10月4日,统率办事处来电,立即将胶济铁路沿线守备兵撤去。

德管胶济铁路　完全交给中方
　　10月3日,外交总长孙宝琦派佥事程遵尧前往德国驻华使馆,商谈胶济铁路完全移交中方之事。
　　程遵尧说明,日本借口胶济铁路为德人所管理,将要占据由潍至济铁路。如果既成事实,不仅破坏中国中立,影响地方,而且在该路服务的德国人也大受损害。
　　德驻华代理公使马尔参对此极表赞同,最后商定立即着手筹备铁路交接。马尔参一再强调,该路只能交给中国管理,如果日本人参与,或者聘用日本人,德方将继续自行管理。
　　此事议定,进入具体操作程序,外交部致电驻日公使陆宗舆,让他与日本外务省讲清楚,如果日军一定硬占潍县至济南铁路,万一德人将站房、车辆、桥路毁坏,非中国所能禁阻。如此一来,日本接管后,也将无用。另外,对于胶济沿线中国军队,虽已严令不要与日军发生冲突,但近在咫尺,意外难料。总之,想尽办法,打消日军西进济南的念头。
　　此前一天,陆宗舆去见曾在中国经营多年的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称,“元老与现内阁意见极深,除井上外几断来往”。所谓“元老”,是指接受日本天皇诏敕、享有“元勋优遇”待遇并负有“匡辅大政”之责的9位政界耆宿。
　　后藤新平告诉陆宗舆,对日军占据潍县车站,元老中的山县有朋甚不以为然。内阁初议占领胶济铁路,山县有朋反对无效,已经不问政事,无法从中调停。
　　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向陆宗舆表示:对日军进兵胶济铁路,心有愧疚,或请其撤兵而调换成铁路员,且西到潍县车站而止。
　　此言难辨真假,陆宗舆只好暂且相信,继续斡旋。
　　陆宗舆再晤外务省次官松井庆四郎。松井庆四郎却说,外务省已经训令日置益,拒绝中国政府各项条件。德国人将胶济铁路交中国接管,日本政府根本不能承认,毫无商量余地。
　　陆宗舆心里凉了半截,再三与之辩论,“告以此仅求顾全中立国体面,不背最初亲善方针,贵政府何苦趋于极端”。
　　这位中国外交官几乎是在哀求,松井庆四郎大概有点看不下去了,称自己也实在愧疚,询问中方有无两全之策。陆宗舆苦笑道,日本政府没有好办法,中国政府除了先前所提条件外,又有何办法?

日军长驱直入　占据沿线车站
　　在胶济铁路沿线,日军不停调集兵力、运输物资。4日早上7点,从潍县发3列火车驶往坊子；8时,又从潍县开出7辆汽车,载有木柴等物资运往南流。
　　日军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令中国军人蒙辱。从铁路附近撤兵的当天,“张树元以日兵在潍种种野蛮,兵士愤怒已深,恐有冲突情事,特电中央请示办法”。等来的答复却是,“勿得轻动”。
　　中国军队既撤,西侵日军畅行无阻。大圩河、朱刘店、昌乐、尧沟、谭家坊子、杨家庄等车站,先后落入日军魔掌。
　　10月4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发来照会,做如下声明:一、接管山东铁路之目的,在于管理、经营全线及附属设施。二、派兵至潍县以西,系为守备铁路线及转运军火。进兵时,如果驮马、车辆等不能装载到车上,即由沿线道路行进,但不出铁路线之外；各车站配置少数兵力,将来派铁路员替代。三、铁路上的中国职员继续使用。
　　中方认为,日方此项声明均属必要,可与其商定临时条件,但不能视为中国政府业已认可和同意日军占据胶济铁路。尽管默认日军事实上占领,但在法理上决不承认。
　　10月4日晚午夜,180多名日军占领青州车站。第二天上午10时,日军继续西进。
　　10月6日,外交部致电靳云鹏、蔡儒楷,可以山东地方名义与日方商订临时处置条件。对于日方所用“山东铁道”之名,应改为胶济铁路；其他条件,再行斟酌商议。
就在这天,日军占据济南车站。
　　之前的猜测和担心,最终成为现实。靳云鹏、蔡儒楷紧急上报北京,袁世凯无奈接受既成事实。
　　日军每到一处车站,即强行接管,留兵驻扎,悬挂日本国旗,张贴告示。据载,在潍县车站,即有如此告示:
　　“因为适有中国人民企图破坏日本军所管铁路暨阻碍火车通运,故尔后严禁中国人民通行铁路沿线及铁路交叉一切之通道,并不准无故接近铁路及煤矿附近。倘有敢犯如上禁止者,定著军律惩办,毫无宽贷。尔等中国人民,留心遵守勿违。特此告示。”
　　狂妄霸道的日军,俨然将胶济铁路沿线视为自己的领地,任意霸占,恣意处置。
　　　　　　　　　　　　刘愉　孙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