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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战事正紧,为防德军溃逃,兵祸地方,山东督军靳云鹏增兵前沿,进行防堵。日军占据胶济铁路线,粮食物资均靠地方供应,为免日军四处骚扰,各地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筹粮购物,应付日军。岂料日军占据铁道线后,竟派兵封堵横过铁道的路口,不准中国人通过。驻潍各方大员向日方交涉无果,官司一直打到最高层。 派兵增驻诸城 预防德军溃逃 9月29日,日英联军开始进攻青岛。山东督军靳云鹏考虑,将来驻青岛德军如果溃退,必然从诸城经过。靳云鹏欲派第五师第九旅第十八团团长上官建勋,带领一个混成营赶往诸城进行防堵。一旦发现溃逃的德军,立即解除武装,进行收容。 10月12日,靳云鹏致电北京统率办事处请示,拟先与日军第18师团司令官神尾光臣商量,再派兵赴诸城。统率办事处答复,可以如此办理,并让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公使接洽。 当天,靳云鹏致电第五师师长张树元,要求他按照统率办事处指示执行。坐镇潍县的中央特派员蒋廷梓得悉后,对统率办事处的答复提出异议。 蒋廷梓认为,诸城在中日商定的行军区之外,我军事行动权可以自由。蒋廷梓与张树元商议,等上官建勋带队开拔时,通知日军驻潍大队长金泽末作即可,无须提前与日方商议。 直接质疑全国陆海军最高指挥机关的决定,蒋廷梓心有顾虑。为稳妥起见,蒋廷梓先向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唐在礼发电,阐明自己的意见。 蒋廷梓写道:“盖凡我主权应办之事,无所畏缩,倘遇事与人接商,将来我之行动必处处受其束缚耳。” 有消息称,日本要求诸城的中国军队撤走。10月13日,外交部佥事史悠明赴德国驻华使馆,与参赞夏礼辅谈起诸城驻军问题,话题从日军围攻青岛开始。 史悠明问:“听说日军放言,青岛德军不抵抗者可以退出,给德军以投降的机会?”夏礼辅答道:“依我个人意见,青岛德军已誓死守城,绝无溃逃可言。” 史悠明连连称赞德国军人勇敢,表示钦佩,接着又问:“假若将来德军非退不可之时,有没有考虑好退路?”夏礼辅回答:“目前的所有退路,届时多不能利用,恐怕能用者为数寥寥。” 史悠明转述日本要求中方将驻诸城军队撤走的传言后,向夏礼辅表示:“如果此言属实,中国政府决拟不撤,仍在诸城防堵,维持中立。一旦德兵有溃围之举,经过该处即可解除收容而保护。” 据载,上官建勋领兵驻扎诸城,还有一项任务:剿匪。张树元曾接到报告,诸城遭受土匪骚扰,市面被抢警信频传。
日兵遍布境内 各地忍愤应付 日军一方面包围、进攻青岛,一方面占领胶济铁路。一时间,潍县至高密铁路沿线、潍县东北境、昌邑全境、高密北境和东境,不时可见日本兵。 为免祸灾,各地只得含愤忍辱,设法应付。 在潍县,日军一切供应,均由潍县商会筹办。日军刚到潍县车站时,人心惊慌。百姓得知官方与日军约定不出车站,不入城内,方才稍安。 据外交部特派交涉员高逸报告,“潍县筹备尚周至”,“商民亦均安堵,应用物品由商店为之营办,亦无挑剔掯价行为”。 昌邑境内,日军遍布城里及北孟、饮马、隅庄等处,县知事王同海邀请派回昌邑的陆军部特派员陈干,以及乡绅傅文通、刘肇唐等一起商议,在城里设立支应局,在各处设分局,负责与日军接洽,办理为日军预储粮草等事。同时遍告各处商店,不得临时关门,不与日军抵抗,免遭涂炭。 这期间,日军在昌邑的流河村、金台村以及潍县的寒亭镇,设立了粮台。每处粮台驻兵数十名,负责为日军筹集粮米草料等,用中国的铜元和日本军用手票搭配交易。昌邑绅民公推蔡世昌,潍县公推于宗汉、王象庚为办事专员,专门与日本人打交道。 日军到达安丘黄旗堡后,第五师驻黄旗堡附近一个营的营长王义山,担负了为日军筹买粮食、物资的任务,“地方尚无骚扰”。 高密境内情况,前面已有交代。但是,令高密知事王达担心的,不仅日本人一方面,还有濠里一带的老百姓。 濠里是高密西部洼地的中心地带。洼地内有南北流向的两条河,称为五龙河、柳沟河。每年雨季,这片大洼便发生水灾,庄稼常常被淹;一旦河水漫溢,墙倒屋塌,畜死人亡。为抵御水灾,当地人在柳沟河西筑起长堤,称为“濠”,濠西一带称为濠里或西濠里。当年德国人侵占胶州湾,修筑胶济铁路时,这一带的老百姓在孙文、李金榜、孙成书等带领下,拔路标,烧工棚,毁路基,袭击施工驻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德阻路运动,惊动朝廷,袁世凯时任山东巡抚。 胶济铁路横穿濠里,由于铁路所留涵洞过少,影响水流下泄。一遇水灾,铁路南侧大受其害。王达深知,濠里一带民风强悍,这年水灾严重,如果再遭日军骚扰,老百姓难保不会聚众自卫,酿成事端。 王达未雨绸缪,选派一批在当地有影响的士绅,赶往铁路沿线村庄宣讲,晓谕居民,如果日军到境,不要过于惊慌,不得与日本人发生冲突。之后,又令县队下乡,一面广贴告示,宣布日军到境的情况;一面进行查缉,防止“匪徒乘隙造谣,乡愚无端自行惊扰”。
日人指责中方 以后少提抗议 前文提到,日军在潍县车站贴出告示,其中有“严禁中国人民通行铁路沿线及铁路交叉一切之通道”之语。每处横过铁道的路口,都有日兵把守,不许中国人通过。 铁道以南的人们进城,要过铁道,村民下地干活也要穿越铁道。正值三秋大忙时节,这可急坏了当地百姓。 张树元等多次向金泽末作交涉。金泽末作答复,可由中日双方订立临时办法,写明由中方担负完全保护责任。否则,还是不能放行。 张树元、蒋廷梓、张汝钧等几经磋商,拟订临时办法四条:一、胶济铁路由我国设立铁路巡警,专司保护,仍照旧日办法,由我派铁路巡警按站设岗,以尽保护之责。二、各站原来设有巡警局,专备警兵驻此休息之所。凡已为日兵占用之警局,应即悉行退还,仍归铁路巡警应用,以资办公。三、铁路巡警既负保护责任,所有横过铁道之交通路口,应即一律照旧通行。凡行由路线往来人等,均应归由铁路巡警盘查诘问。四、所有铁路巡警职务,一切照旧章办理。 10月10日,蒋廷梓、张树元致电统率办事处,请示此办法可否执行。 两天过去了,仍不见回复,他们再次致电统率办事处:“本与金泽约定今日会商,未识此项条件是否可行,迄尚未蒙核复,惟外交办事重在信用敏捷,且此事阻民交通,若不及早解决,恐生冲突。” 10月13日,统率办事处复电到潍:“订条件是认其违犯中立,不如互换函件,只要求其不得阻行人,以利交通。”并要求外交部向日方交涉。 一周之后,外交部次长曹汝霖会晤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抗议,要求其转告神尾光臣,令日军“勿得妄行禁止”。 日置益问:“山东的报告指全铁路而言,还是指某一处?”曹汝霖答道:“该报告没有详细说明,已经令他们重新核查。”日置益回道:“详细报告来后,请即示知。” 最后,日置益竟对曹汝霖说:“贵国对于本国之抗议,本国实难答复,以后请少提出抗议为盼。” “本国甚不愿提出抗议,而于事实上不能不抗议之处,谅之是幸。”堂堂一位外交次长,曹汝霖如此作答,实在有失身份。 刘愉 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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