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据潍县胶济铁路既成事实,中方只好以山东地方政府的名义,与日方商定《胶济铁路管理临时条例》。北京统率办事处一再强调,不能以该条例成立,为中国政府业已同意日本管理、经营胶济铁路之要求,不得视为中国代业主出让该铁路固有之权。一句话,不能让日本人占据胶济铁路之事获得法理上的认可。

中方拟定条例　几被日人推翻
　　既然胶济铁路已难以从日本人手中索回,大总统袁世凯指令山东督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以山东地方名义,拟定铁路管理条例,以维持局面。
　　条例草案由驻潍第五师师长张树元会同有关方面拟定,共17条,其中包括:
　　日军只是对胶济铁路暂行管理,铁路全线保护责任,仍由中国巡警承担,潍县以西驻扎日军500名,不得再增兵力；
　　日军所驻地点,应以胶济铁路车站为范围,不得越出车站范围以外,将来日方派铁路管理人员接管、全线正常通车之后,驻扎日军兵士一律撤走；
　　所有中国军队及军用物品暨人民、货物输送、乘车之办法,仍照胶济铁路原来乘车之章程办理,不得留难阻滞；
　　日军如须购买物品等事,应由日军官长与当地商会接洽,商定办法；
　　日兵不得借口购买物品逛街游市,不得使用军用手票。
　　条例定名为《胶济铁路管理临时条例》(简称《临时条例》),张树元将此送交靳云鹏、蔡儒楷审定后,交坂西利八郎送即墨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征求日方意见。
　　10月23日,外交部致电询问靳云鹏、蔡儒楷,与日军商量的《临时条例》是否就绪,着重强调:“条例首段声明甚属紧要,切勿露出中央指令商量的意思。”
　　10月24日,坂西利八郎从即墨返回济南。坂西利八郎此去,由日军第18师团参谋次长明石元治参与磋商。最终结果,张树元主持拟定的关键条款,均被否决。
　　坂西利八郎回复靳云鹏、蔡儒楷:“胶济铁路日军已派定铁路警备队自行保护,无庸中国巡警保护,且不必驻在铁路范围之内”；“由潍至济,共配日军800名,如无特别事件发生,不再增加兵队”。
　　关于铁路派专门管理人员接管后日兵即行撤退一条,明石元治的答复是:“非本人所能主张,应由两国政府解决。”铁路通车后中国军队、人民照旧乘车一条,明石元治含糊答复:“该铁路总办到济后再议,大约可以照办。”
　　靳云鹏、蔡儒楷再托坂西利八郎与明石元治电商,要求由中国巡警护路。随后,靳、蔡致电外交部,说明《临时条例》现在并非正式提出,只不过先疏通意见,等商量就绪后,由双方交涉员签字生效。
　　在日本,加藤高明私下告诉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各站可以由中国警察保护；可以将日军调驻车站之内,以避耳目。
　　《临时条例》交涉正进行之时,驻潍日军队长田边桂太郎又横生枝节,要求扩大铁路线两边日军军用区域。

日方欲扩地盘　经过交涉驳回
　　10月23日,田边桂太郎致函张树元,请其前往商谈,拟划定铁路线外200米作为日军军用区域,张树元没有答应。
　　田边桂太郎再次来函,张树元派参谋长张培勋前去应对。
　　张培勋字建亭,河北献县人,保定北洋陆军协和学堂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又入保定军校第二期学习。时年34岁,比张树元小一岁。
　　对于日军的要求,张培勋辩道,扩大日军军用区域,与日本驻华公使屡次口头声明不出铁路范围之诺相悖。他以“未奉中央命令,不敢擅专”为辞,予以拒绝。
　　当天,张树元即致电济南、北京报告。靳云鹏接电,即交代坂西利八郎设法阻止；北京统帅办事处则一面指示张树元“不可承认”,一面转令外交部向日方交涉。
　　10月24日,田边桂太郎要到昌乐、青州车站勘察。第五师二等参谋黄德本受张树元所派,一同前往。
　　黄德本,字蔼亭,河北大兴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年方26岁。
　　在昌乐,田边桂太郎将中国军队的警戒线限定在车站与县城之间一线；在益都,田边桂太郎又将青州北城东北角,经夏家庄至青州车站东南的小松一线,划为中国军队警戒线。
　　日军一个小小的少佐,竟然在中国领土上指手画脚,限定中国军队的警戒线,年轻的黄德本气愤不已,再三与之争辩。
　　田边桂太郎蛮横无理,坚不松口。黄德本忍气妥协:“我军如此警戒,似无不可,惟我警戒线外距车站之空地,若两军均不往来,以免冲突,方为得宜。而贵军竟留此地行走,虽不碍我行政权、领土权,显系逾越路界,与原议不符。”
　　面对黄德本的妥协与让步,田边桂太郎不但不予理睬,反而出言不逊,以武力胁迫。
　　黄德本奉张树元之令,“未便决裂”,“惟有恃以坚忍,以待交涉转圜”。
　　前次遭到张培勋的拒绝,这回黄德本又强硬反对,接下来,田边桂太郎对潍县以西整个铁路沿线留200米的想法,没有再提。黄德本“亦未与交涉,以免自生枝节”。
　　坂西利八郎赶到即墨,日军第18师团参谋长净法寺五郎如此答复:铁路沿线预留200米空地之事,并不存在。至于在车站旁留有空地,只不过为预防两军冲突,并无他意,而且仅仅系两国军官口说,未曾留存文件。
　　得悉日军上层意图,张树元松了一口气:日方既不承认,“固属幸事”。

日军无理要求　最终不了了之
　　田边桂太郎提出铁路沿线预留200米空地,被中方以其上司净法寺五郎的意见驳回,仍然不死心,马上又生出一计。
　　田边桂太郎提出,要在潍县、昌乐、青州三处车站旁留出一片空地,作为行军区,专为日军所用,中国军队不得进入。
　　按照规约,行军区内,双方军队均可通过。田边桂太郎生出此等无理要求,张树元再派黄德本前往拒驳。
　　黄德本质问田边桂太郎:“贵军自留此地行走,不许我军往来,显系逾越铁路界限,与原议各情不符。”
　　田边桂太郎已与这位年轻的中国军官交过两次手,知其并非平庸之辈。他再次强行狡辩,黄德本据理力争。唇枪舌剑,往来数个回合,田边桂太郎没了理。最后,他恼羞成怒,再出“迫协情词”。
　　这东洋鬼子如此蛮不讲理,黄德本考虑到再争执下去,势必“决裂”,遂报告张树元,谋求上层交涉。
　　10月26日,张树元再电北京统率办事处,报告此况:“潍、昌、青三处车站旁,现今指留空地,若为双方均不准走,犹有可说。今任该军行动,不许吾军往来,似系藉口占地,能否设法交涉。”
　　张树元提出,日军参谋长净法寺五郎初到山东,此前自己曾派员前往拜会,对方屡屡托故不见。经过上次交涉,逐渐熟悉,拟派旅长郑士琦再次前往,“如能融洽,再请宴会,以联感情”。
　　北京统率办事处如何复电,暂且不知；郑士琦是否前往即墨,张树元是否在潍宴请净法寺五郎,也无记载。
　　之后,山东督军靳云鹏电示张树元,田边桂太郎在潍县、昌乐、青州三处车站旁指留空地一事,既无订定正式条文,则不必进行交涉。一旦交涉,“转令坐实”。他再三叮嘱张树元,竭力维持局面,力避双方军队发生冲突。
　　中方的拖延之策果然奏效。虽然田边桂太郎态度强硬,也未敢擅自实施。此后,日军虽名义上在潍县、昌乐、青州各站留出空地,但并没有在此区域派兵站岗。刘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