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鸿礼自小就有救国的抱负,尽管父母为他早早娶了媳妇,但仍然阻挡不了他外出求学,想要驰骋疆场的想法。牟鸿礼的妻子为了支持他,向公婆求情,承担起了所有家务。牟鸿礼完成学业后,回乡建立起了潍北第一个党组织,他办工厂,发展党员,扩建组织,在他的带领下,一批党支部迅速发展起来。
生长在家境殷实的农家　读书期间立下救国志向
　　牟鸿礼又名牟洪礼,字修五,曾用名薛礼德、李若水、孟名三、李修如。1906年出生于潍北牟家院村,兄弟三人中他最小,是父母的老生儿子。小时候的牟鸿礼与父母、叔辈、兄长们共同生活在一个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里,父亲牟奎令是当家人。牟鸿礼的三叔牟恒令婚后无子,英年早逝,寡居的三婶便过继年幼的牟鸿礼为嗣子,所以牟鸿礼从小就享受着父母和三婶的双重宠爱。但父辈们同时也压给了他两份重任——为两房老人养老送终。
　　当年的牟家大院,在牟家院村虽算不上大富户,可也算是一个车马俱全、几代人和睦相处的大家庭。鸿礼自幼天资聪明,七岁那年进了本村的毓贤小学读书。牟鸿礼在本村读完初小,又去高里读了两年高小,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同校不同班的同学马宗显(后化名张英)。每当谈起国家大事,两人就会觉得很投缘,他俩甚至曾经商量一块外出求学,寻找救国之路。然而这一想法遭到了父亲牟奎令的坚决反对。牟奎令认为,孩子读书多了就很难留在身边,念上几年书能认个地契、文书之类的,省的让人家糊弄就可以了。为让这个不安分的儿子断了外出求学的想法,在牟鸿礼16岁那年,父母就给他娶了媳妇,想以此来拴住他。
　　牟鸿礼的结发妻子任意芳,1904年出生在牟家院以北十华里的大官庄村。当年,任家在村里虽不是什么大户,可也家道殷实,衣食无忧。父母只生了任氏兄妹二人,哥哥比她大十多岁。所以从小父母宠着她,哥嫂让着她,她是在家人的百般呵护下长大的。从十多岁起父母就替她挑婆家,最后挑了个人丁兴旺的大户,女婿牟鸿礼也是才貌双全。老两口子特别要面子,怕小女儿到了大家庭被人小看,出嫁时为她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桌椅橱柜全是上等好料,还有大量布匹、绸缎、首饰,送亲队伍由数辆马车组成,浩浩荡荡,吹吹打打,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富家小姐出嫁的阵势。

妻子支持丈夫跪求公婆　牟鸿礼离家去济南求学
　　媳妇娶进门后,牟鸿礼没有一丝喜悦,每日里坐立不安,没给新媳妇一个好脸色。妻子任氏还以为是自己没伺候好丈夫,所以时时处处小心。每次走娘家回来,都给丈夫做上好几件新衣服,变着花样给他带好吃的。可即使这样,总也换不来牟鸿礼一个笑脸。
　　有一天,牟鸿礼将一只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叹道:“国家危亡,人民涂炭,我一个七尺男儿不能驰骋疆场效命国家,整天待在家里守着女人吃饭、睡觉,这样我会憋死的!”
　　直到这时,任氏才明白,丈夫并不是一个天亮下地、日落收工,守着炕头上的老婆孩子就能满足的人,而是一个心高志远,想干一番大事的男子汉。于是她试着安慰他:“男人就要有男人的出息,你有什么打算和想法,我不会拖你的后腿。和我说说,看看我能帮你吗?”牟鸿礼转过身,看着妻子真诚的目光,一下抓住她的双手说:“你说的是真的?我想出去上学,寻求救国之路,可俩老人死活不让。你是他们心上的好媳妇,能为我求一下情吗?”
　　牟鸿礼的一番话让任氏犯了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媳妇与公婆很少交流,通常是公婆吩咐媳妇做什么,媳妇就做什么,鲜见有媳妇向公婆提要求的。牟鸿礼见任氏迟疑,就开始跟她谈国家大事,谈眼下外敌入侵、内政腐败的例子,谈劳动人民的苦难现实,一直讲到广大受苦人民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去找出路……
　　第二天早上,任氏走进公婆屋里,什么也没说就双膝跪下了。老两口一见慌了神,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喊“快起来说”。等老两口听完那些求情的话后,相互对望了好一阵子:这小儿媳妇是咋了?哪有这么傻的媳妇啊?!
　　后来老两口对一直跪着的任氏说:“这小子一旦放出去,就是脱了缰绳的马,咱家里女人、孩子多,男丁少,我还指望他挑大梁呢……”老爷子一口气说了好大一堆不能放行的理由,可任氏这时也真来了傻劲,郑重地对公婆承诺:凡是男人该干的活她全替鸿礼干,三婶她也一定照顾好,盘缠的事也不用二老操心,就用自己的私房钱……
　　经任氏一番交涉,牟鸿礼终于如愿以偿。1924年夏,18岁的牟鸿礼与同学牟铭勋一起告别故土,去了济南工业染织学校读书。

回到家乡建立党组织,辟出西院作为党支部
　　到济南染织学校不久,牟鸿礼就得到了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宋伯行的赏识。1925年春,经宋伯行介绍,牟鸿礼与牟铭勋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牟鸿礼,按照党的指示,经常回到家乡潍县参加由庄龙甲组织的党组织活动,并在1926年6月成立的中共第一届潍县县委中当选为县委委员。同年7月,牟鸿礼修业期满,遵照上级指示,他与牟铭勋一起回到家乡潍北,筹建潍北党的组织。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五年时间,活动大都处于地下,地方党组织的活动更是十分困难。既没有办公场所,也没有资金来源,常常是谁领导革命,谁就负责找工作场所并筹集资金。在举步维艰的建党初期,革命者们大都选择在自己家里办公。牟鸿礼也是如此,他回到家乡后,就在他与三婶共同居住的四合院里,开始了中共潍北党组织的筹建工作。
　　当年的四合院有北屋四间,东、西屋各两间,大门开在院落的西南角,门口朝西。确定下办公场所后,牟鸿礼与牟铭勋首先发展他们邻村小庄子的老同学耿梅村入了党,并在住处的西屋里建立起中共在潍北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牟家院支部。身为中共潍县县委委员的牟鸿礼同时兼任牟家院党支部书记,牟铭勋、耿梅村任支部委员。
筹集资金办厂做掩护,妻子日夜操劳赚经费
　　三人支部的成立,只是潍北党组织的起步,要进一步发展党员并做好宣传工作依然困难重重。除了需要大量资金,还需要能够吸引住年轻人。经过考虑,牟鸿礼与牟铭勋达成了共识:购买一台小型针织机用来织带子和毛巾,既可以赚些钱用于党建开支,又能吸引大量年轻人在此聚集,方便开展工作。
　　当牟鸿礼向父亲求助资金时,父亲听说他要办工厂赚钱,二话没说就给出了资。于是他很快购进机器,安装在西屋里。牟铭勋负责技术,不久便生产出了产品。
　　小工厂的建立,不仅吸引了本村青年,邻村的青年人也经常过来观看。而三人支部的成员们,白天就用提篮装着毛巾、带子走村串巷,以卖产品为名找机会宣传党的知识,寻找有志青年。到了晚上,小工厂就热闹起来了,他们向青年们讲国内外的革命形势、讲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讲山东督办张宗昌的种种罪行,而最主要的还是宣传共产党的纲领,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活跃气氛,牟鸿礼还穿插着讲古、说书,有时还带着青年们到父亲的大菜园里去“扫荡”,弄些瓜呀、菜呀、桃啊、枣的回来,大家一边吃一边高兴地听牟鸿礼演讲。
　　整日替丈夫下地干活的任氏满心欢喜,觉得丈夫回了家她可以松口气歇歇了。可谁曾想,带着建党任务回家的丈夫,不但没让她歇口气,所需的建党经费还要靠她支持。她白天跟着男人们下地,晚上照顾老小和丈夫。私房钱被牟鸿礼用完后,她便隔三差五变卖橱柜里的布匹、衣物,后来又将母亲送给她的家传首饰卖掉。再到后来,为了还上牟鸿礼买匣子枪的借款,连包袱里的小布片也卖掉了。所有能换钱的陪嫁物品最后只剩下一辆纺车,任氏用它纺线来维持生计。
　　卖完陪嫁物品后,为帮助牟鸿礼解决资金问题,她又给人做手工挣零用钱。结网子、纺棉花、织布,什么活赚钱快她就干什么活。为了节省灯油,不管冬天寒气逼人还是夏日蚊虫成群,只要有月亮,她夜间都是在院中借着月光结网子或纺棉花。

三人支部改潍北区委,小院承载起历史重任
　　半年之后,到1927年春,三人支部已发展了近十人为党员,又成立了以耿梅村为书记的中共小庄子支部。
　　小庄子支部成立不久后的一天下午,牟铭勋和耿梅村正在西屋的小工厂里刻版印传单,牟鸿礼开会回来,给他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原来的三人支部改组为中共潍北区委,牟鸿礼兼任潍北区委书记,牟铭勋、耿梅村为区委委员。
　　耿梅村两眼看着院子说:“这宅院虽小,却承载着历史重任,既然我们的革命在这里起步,那么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们党在潍北的指挥和领导中心。这座小院必将会载入史册,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要把它好好修整一下。”说到这里,三人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拳头:“为了革命胜利早日到来,我们一定努力,努力,再努力!”说到动情处,他们三人紧紧地抱作了一团,共同唱起了当年下乡宣传时唱过的那首歌:
　　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德国派兵占胶湾,青岛济南修铁路,又要攘夺我矿权。
　　嗟我同胞急图自强,日本险恶非我友邦,言虽亲善心似豺狼……夺我权利占我边疆,吸我血液挫我威望,孔孟梓里齐鲁旧壤,转身委扶桑。
　　警告同胞兄弟,勿再袖手观望,高丽琉球亡国惨状,真堪目睹心伤,前舢不远后患方长,协力救国各本天良,哪怕日猖狂。

借钱托人买枪,家人变卖土地还部分债务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为防不测,上级党组织在入冬后作出指示,要时刻为形势恶化做好准备,并号召全体党员设法搞到枪支。
　　当时的枪支还不是很难买,只是价钱太贵。牟鸿礼向本村一富户借了120块大洋,托人从日本洋行买来一支匣枪交到县委。事后,他才对父亲说了借钱的事。父亲没有过多责备他,变卖牲口、车辆、土地为他还债,妻子也变卖了些嫁妆,好歹还上了40块大洋,剩下的80块大洋,一直没还上。后来牟鸿礼在青岛与妻子分别时,曾让妻子转告父亲,别为欠款发愁,等革命胜利后他一定先把欠款还上。

冬天滴水成冰,小屋内吃辣汤泡大饼抗寒
　　牟鸿礼在家乡筹建党组织的那几年,经常带领党员们工作到深夜。有时为了赶印一批传单,会整宿不睡觉。从刚开始建党到1928年春潍县国共彻底分裂以前,工作基本上不刻意隐蔽。
　　那时,每天晚饭后都会有好多青年人在四合院里聚会,牟鸿礼等人就向他们宣传党的知识,等那些人散去后,党员们才开始工作。工作到深夜肚子饿了,牟鸿礼就让任氏给他们找点吃的。以后常了,不用牟鸿礼提示,只要看他们开始干活,任氏就主动去准备吃的。有时到了晚上已没有更多剩余的干粮,她就用锅烙一些高粱混合面饼子。时间长了,她看牟鸿礼不干农活还消耗那么多家里的东西,一来感到过意不去,二来怕哥嫂们埋怨老人偏心而造成家庭不和,天气转凉后,她隔几天就回趟娘家,谎称婆家人多,饭食太粗,她吃不下,让母亲和嫂子给她烙一些火烧和大饼带回去。通情达理的嫂子每次都多做些,并对她说:“他姑父(指牟鸿礼)也细食(指吃饭挑食咽不下粗饭),你多带些,吃完再回来拿!”
　　当年的火烧和大饼可不是百姓平日常吃的东西,党员们见了,高兴得不得了,还开玩笑说:“为了这口福,咱就天天熬夜吧!”
　　转眼到了冬天,外面滴水成冰,他们工作的小屋也是寒气逼人。到了深夜,这些年轻力壮的汉子也站不住脚,干一会就得起来搓搓手跺跺脚。为了给他们御寒,任氏变着花样给他们做夜饭。当年在潍北有一种叫“辣酱”的咸汤,是用本地特产高脚青萝卜丝、姜片、干红辣椒、小咸鱼碎块加入面粉糊熬制而成的,熬好后再加入香菜末,让人一闻就垂涎欲滴。喝下一碗,无论多么冷的天,也会让人浑身发热冒汗。
　　在那些大冷天里,只要党员们加班干活,任氏就会做上一大盆“辣酱”咸汤,再端上火烧或大饼。党员们用碗盛上咸汤,泡上大饼或火烧,“唏溜唏溜”地吃上两碗,一会儿每个人脸上就冒出了细细的汗珠,顿时觉得小屋的空气也热了起来。
　　耿梅村曾当着任氏的面对牟鸿礼说:“等革命胜利后,要给你媳妇记上一功,她可帮了我们太多的忙,为我们受了太多的累和罪。”
修夹壁建造暗道,以备战时转移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全国的革命形势遭受到了严重考验。庆幸的是,至1927年冬,国共两党分裂后的斗争风潮仍未波及潍县,因此设在牟鸿礼住处的党的领导机构也基本上没受到威胁,再加上小工厂作掩护,党员们白天依然在这个四合院进进出出,晚上也照样大胆地印传单。但牟鸿礼在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后感觉到,一场大的暴风雨即将逼近潍县大地。
　　他跟区委和两个支部的党员们商议,应该在白色恐怖到来之前,准备个隐蔽场所,到时可以藏匿办公用品,危急之时也能让人员躲避一下。最后想到的办法是:改造一下北屋,建个夹壁。牟鸿礼在征得三婶同意后,带领两个支部的成员开始动工,贴着北屋的东山墙修建夹壁暗室。
　　夹壁修得很窄,只能容得下一个人在里面南北走动,入口处用火炕来掩护。夹壁即将完工时,牟鸿礼的老同学马宗显来了。此时的马宗显已化名张英,刚从苏联回国等待组织安排。他看过夹壁后认为,这样的暗室虽能躲避但不能逃生。这个提醒让牟鸿礼把马宗显挽留了下来,他们又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共同完成了从老屋通往菜园车棚的地下逃生暗道。
　　当年该四合院东面隔条小巷,有一南北长30多米,东西宽20多米的空地,属于牟家的大场院。空地的南边部分主要用来打场晒粮、存放柴禾和牲口草料,北边部分是菜地与车棚。为修暗道,牟鸿礼又一次征得三婶同意,带领两个支部的成员,利用晚上秘密挖开东山墙下的地基,从夹壁开通了一条暗道。暗道的出口设在车棚里,上面放了遮蔽物。
　　暗室和暗道最终于1928年年初建成。1928年夏,潍县国共两党的冲突爆发了。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这个暗道还真发挥了作用。有几次,牟鸿礼在家里召开会议,当放哨的任氏向他们发出危险信号时,牟鸿礼就赶紧带着他的战友们通过暗道安全转移。
印传单四处散发,壮大革命队伍
　　1928年春,潍县的一些地痞流氓、土匪乱军纷纷打出了国民革命军的招牌,举着青天白日旗各自抢占地盘。尤其是潍县东南乡的大恶霸李朝英趁机跳出来成立了独立旅,向人民要钱要粮、招兵买马、抢占公产公物。他对盘踞在潍北固堤、张庄一带的旧军阀张宗昌的旧部畏之如虎,不敢去冒犯,但对于以前和国民党同甘苦共患难的共产党人却凶恶无比,残酷镇压,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于潍县大地。在这种情况下,潍北党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年轻人开始远离组织。
　　恰巧在那段时间,我党在潍南大柳树镇集市上发动的反牲畜税砸税局斗争取得了胜利,并发布了《为大柳树镇反牲畜税事件告农民兄弟书》。
　　《告农民兄弟书》不但散发到附近村庄里,牟鸿礼还专门带领党员到固堤进行大量散发。
　　潍北区委利用该镇一个集贸市场,将《告农民兄弟书》在那里普遍散发,还特意在警察局和民团门前显眼的地方贴了好几张。
　　赶集的农民得知税局被砸都感到大快人心,而警察局见了《告农民兄弟书》却慌了手脚,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牟家院村抓人,可牟鸿礼和他的战友们都早有防备,警察们进村后闹了个鸡飞狗跳,最后连个共产党的人影也没见着,只好败兴而归。

打入敌方教训班,发展吸收党员
　　当时国民党教育局设在潍县城里的教训班,经常有潍县北乡的教师去参加学习。潍北区委瞅准这一时机,决定派自己的同志打入教训班,去发展知识分子。
　　当年潍县城天主教堂西面的阜通煤厂,是牟鸿礼的同村人李永升开的,那里也是潍县北乡教师常去的地方。牟鸿礼就把那里作为联络点,从1928年夏天开始住在那里主持工作。
　　关于那段历史,笔者没有在牟家院村寻访到更详实的新线索,但耿梅村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们首先从较有觉悟的老同学中选择建党对象,先吸收了管文山入党,后来又吸收了于笑愚和于画舫(于清书)入党,派他们到教训班里去做学员,结合李春萱等老同学开展教训班里的工作。这就使我们掌握了教训班里的敌情动态,针锋相对地进行宣传、争取群众。
　　“不久柳科支部就成立了。于画舫在阙庄也先后发展了于传弟、于全家等农民党员。他利用他是该村小学教师这一有利条件,在学生中很快发展了于一川、于德甫、于志荣等少年党员,成立了阙庄支部。这两个支部的建立,潍北党的力量就得到了增强。随后,于一川在黑埠子发展了张天心,党员在该村有了活动。
　　“党在教训班里发展新党员,在柳科、阙庄建立新支部,正是潍县国民党建立反动政权进行疯狂的白色恐怖统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