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铭勋接替潍北的工作,正是潍县党的活动非常困难的时候。由于宋鸣时叛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牟铭勋赴上海寻找中共上海中央局汇报情况。他扮成乞丐,在街巷弄堂里敲了无数个门,终于找到了隐蔽的党组织。返回潍县,他又发展了10多名党员,恢复了部分党支部。

主持潍北区委工作　危难时期挑起重担
　　自1928年秋庄龙甲牺牲,牟鸿礼担任了县委书记后,潍北区委的工作主要由牟铭勋负责。
　　牟铭勋又名牟祝仙,字鼎三,号竹轩,1905年出生于潍县牟家院村。
　　牟铭勋主持潍北区委工作时,正是潍县党的活动非常困难的时候。1929年春,白色恐怖愈加严重,牟鸿礼又被调去青岛任职,耿梅村不久也因遭通缉去了大连,从此牟铭勋独自承担起了潍北的重任。他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奔波在潍北大地上,后来县委改组,他被选为县委委员,又负责全县的工作。耿梅村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牟祝仙同志1929年负责潍北领导工作之后,积极整顿了北乡党因县委遭受破坏所产生的松弛,并努力向新的地区寻求发展,终在白浪河以东的温庄、小官庄一带地区找到了新生力量,迅速发展了邢明、牟芳令、吴益斋、牟星桥、耿锡章等同志入党。分别成立了温庄、小官庄两个支部。其后,杨孟、鲁家口一带也陆续有了党的活动……”
　　耿梅村回忆,1929年到1932年间,潍北的党组织因为曹克明和任玉书先后叛党,几乎无一支部幸免于难。于画舫牺牲在刑场,张德善死在狱中,张子斌、耿寿图、于全家等都是坐牢多年,才被释放。牟芳令外逃。唯祝仙同志一人,历次党组织受破坏,他都是照常坚持工作。哪个组织受了影响,他都负责整顿。他的行动飘忽不定,流动的时间多,在家的时间少,因而反动政府捕他次数很多,都没有捕到,也没有妨碍他坚持工作。他由参加支部到负责区委、县委,直到参加鲁东特委领导,从1926年到1935年,近十年如一日。
历尽艰难,扮成乞丐寻找党中央
　　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党投敌,他带人来潍,抓捕并杀害了潍县中心县委书记刘良才和一些县委领导及党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全县的革命活动跌入低谷。
　　在省县两级党组织均遭破坏的情况下,牟铭勋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勇敢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多次追捕,不分昼夜地在潍县大地上寻找关系和同志,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恶劣,他费尽周折,既没有与上级领导取得联系,也没有找到党员同志。无奈之下,他决定去沪上寻找中共上海中央局汇报情况。
　　当年设在上海的中央局,地点十分隐秘。牟铭勋向亲友借来路费,于1933年12月初启程去了上海。到上海后他两眼一抹黑,无钱住宿,无钱吃饭。在寒冷的冬夜,他以乞丐的模样蜷缩在楼道角落,也不时碰到几个好心人给他送件旧棉衣取暖,或者给他送点吃的。白天他装成聋哑人在街巷弄堂里转,以乞讨作掩护,敲开了无数个门,终于在12月下旬找到了中共中央驻上海的中央局,并于26日向中央局递交了《山东牟铭勋关于潍县情形的报告》,汇报了他所了解的山东临时省委和潍县中心县委遭受破坏的情况,并提出了恢复潍县党组织的方法、措施以及自己的见解。
　　1934年1月11日,牟铭勋带着中央恢复潍县一带党组织的指示,乘船离沪。他于16日回到潍县,立即开始寻找党员恢复组织。他先后到安丘、昌乐、青州、广饶、寿光和潍县等地调查党组织被破坏后的情况。之后他又向各处借了13元5角钱,于1934年3月中旬第二次赴上海,向中央局汇报恢复和整顿各县党组织的情况,3月17日,他向中央局交上了《关于潍县党组织状况的报告》。
　　1934年4月18日,牟铭勋第二次从上海返回潍县,遵照中央指示,他着手组建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鲁东工作委员会,研究制定了潍县中心区(当时辖寿光、昌乐、青州、广饶、潍县)5、6月份的工作大纲。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他在潍县又发展了10多名党员,恢复了部分党支部。
　　1934年7月3日,牟铭勋第三次去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递交了《关于两个月工作情况的报告》,向中央汇报了党组织在潍县等县、区的发展和斗争情况。正当他打算带着中央的新指示回潍时,遇上敌人破坏上海中央局,牟铭勋随机应变,以瞎眼算命先生的装扮躲过了敌人抓捕。由于中央局遭到破坏,回到潍县后的牟铭勋,又一次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结束流浪,回乡投入到抗日战争
　　作为潍县一带中共党的重要领导人,牟铭勋再度遭到了敌人疯狂地通缉和追捕,他无法再在潍县及周边县区立足,秋天被迫去了大连。
　　牟铭勋在大连过了3年的流浪生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潍县,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中。他到处寻找当年的老党员、老同志,重新建设家乡的党组织。
　　1938年5月,牟铭勋参加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并担任了潍县县委组织委员。同年9月,潍县县委改组为中共潍县工委,他被任命为工委书记。10月初,昌潍联合县委成立,他任副书记。10月8日,牟铭勋去昌邑参加联合县委会议,返回途中经潍河岔口处,被国民党反动派杨秀峰部逮捕。
　　敌人对他严刑审讯,让他供出党的机密,他却痛斥敌人的反动行径。被牟铭勋骂得气急败坏的反动派,用颤抖的手举起枪,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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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铭勋工作报告节选
　　牟铭勋在1934年3月17日《关于潍县党组织状况的报告》中记录:“我是1月11日上船的,14日才到了青岛……16日我就乘胶济车到了黄旗堡车站,因这车站上有安丘的一个同志在那里开店,去找他时,他已因生产不好不在黄旗堡了,我就回了潍县……南乡坊子一带的组织完全于去年12月20日被国民党破坏了,西曹庄孙景亮、孙思亮二同志被捕,东曹庄互济会员何风鸣被捕,西曹庄同志与非同志逃亡者50余人……
　　我见在这样情形下,工作无法整顿,就又到了安丘,见到了在黄旗堡开店的王同志。他一见到我,就把我领到一间很破的房子内说道:‘你还不晓得吗?这里的两个通信处去年五月间被破坏了……’我就又到了小官庄支部,这个支部于1932年被破坏后,好多同志跑出去。我到了那里召集了一个会,到了五个人,只有耿锡章还算很坚决的一个……回来就到了温庄,找到了牟作燕同志,他是一个团的同志,我就叫他以后和耿同志联系。我又到了阙庄,这庄自于清书(于画舫)同志被捕枪毙后,剩下的只有几个女同志……我从这里冒着雪上了昌乐。这时正值旧历十二月二十三四的时候。先到了一个赵同志家,叫他去召集其他庄中的同志。结果等了三四天,一个同志也没见上……结果只得又回潍县。由潍县到了青州,找到了陈德仪、陈铭新两名同志……我就把现在五次‘围剿’的问题与闽变问题很详细地与他们讲说了。我从这里又到了寿光的一个同志家里,问他那里的情形……他说他那庄中刘洪才、刘德良叛变后,简直没有敢说话的了,旧的同志被捕的被捕,跑了的跑了,新的他又不认得……我只得又回了潍县。这时正值过阴历年的时候,正月初七八以前,各地都无卖饭的,到远处不行,只到了小官庄几次,对那些同志特别训练了几次……于旧历初九日到了潍县广文中学,找到了孙健同志……我见他无空,就又到了昌乐,费了许多劲方找到了孟广松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