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卢志英得到情报,得知中共北方局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便立即将情报送给上海的中央军委。他希望张育民收到通知转移,却想不到,张育民被抓了。所幸的是,叛变的刘胖子不认识张育民,张育民只被关了几个月便被释放了。出了看守所,张育民接到通知立即转移到上海,她来不及去乡下找孩子了,就这样,她失去了和卢志英的第一个孩子。
侥幸躲过牢狱之灾,转移上海痛失儿子
　　1932年2月,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的疯狂围剿,卢志英被中央军委派往南京从事反围剿的战略情报搜集工作,这是一项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使命。卢志英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1933年6月,他得到可靠情报,得知中共北方局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党组织的主要骨干全部被抓,便立即将这个情报送给上海的中央军委。卢志英知道上级肯定会及时通知河北的同志,当然也包括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张育民,让他们及时转移。可这些天,他的心头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果不其然,张育民被捕了。按照卢大容后来写的《记我的父母亲》一文介绍:“我母亲收到从上海中央军委寄来的信,说河北省委负责人刘胖子叛变,要求党员赶快搬家,所以她几天没有回住的公寓,但还是在马路上被警察当作嫌疑人抓起来了。当晚九点钟把她从警察局送到了看守所。”刘胖子叛变之后,当上了法院的法官。幸亏刘胖子不认得张育民,张育民在看守所里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关了几个月后被法院宣判无罪释放。张育民从监狱出来,赶紧去找自己的孩子。张育民的儿子还不到两岁,她出门时请公寓里的一位工友看着。等张育民从看守所出来回到公寓后,那位工友却已搬到香山乡下去了。
　　然而,张育民已经没有时间去乡下找孩子了,上级派清华大学李教授来和她接头,并且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让她立即转移到上海,火车票已经买好了。张育民知道,如果自己去找孩子,很有可能会被敌人发现而再次被捕。这时,失去孩子的痛苦一下子占据了她的心,她再也控制不住,哇地一声痛哭起来:“志英呀,我对不起你,没有将孩子照顾好呀!”
　　就这样,卢志英和张育民为革命失去了第一个孩子。而失去孩子的痛苦,只有张育民一个人承担着,远在南京的卢志英全然不知。
结婚以后聚少离多,年年自己吃团圆饼
　　卢志英和张育民在婚后聚少离多。1930年12月卢志英调往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和张育民分别,将她和孩子留在了北平；1931年卢志英调往西安,去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1932年2月卢志英又被调往南京,张育民和孩子留在北平；1933年6月因为张育民被捕而失去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1933年9月张育民调往上海,但卢志英还在南京,张育民按组织的要求和王世英在上海假扮夫妻一起生活。
　　1934年8月的一个晚上,对于张育民和卢志英而言,是一次久别之后的团圆。
　　张育民自5年前和卢志英结婚之后,还是第一次和丈夫在一起过结婚纪念日,这天,卢志英刚刚从南京监狱被营救出来,按照组织的安排,被送回上海中央军委养伤。所有的这些,都使得张育民以一种无比兴奋的心情,精心准备着一顿意义非凡的团圆饭。
　　她按照卢志英家乡山东的风俗,早早地去买回二斤白面粉,将大枣反反复复地洗干净,红糖慢慢地磨细,然后包起了团圆饼。
　　两人结婚后的五年里,每年到了结婚纪念日她都要做团圆饼,年年等候着丈夫回家,可是每年全都是她一个人独自吃下那个团圆饼,而今年他会不会也不回来呢?

卢志英被抬着回家　全身是伤面目全非
　　张育民一直等到深夜,才听到一辆轿车从黑暗之中急驶而来。她心情紧张地夺门而出,发现已经不省人事的卢志英被王世英等抬着进屋来了。
　　张育民的泪水刷地一下子奔涌而下,她看到丈夫的脸已经被打得变形,全身都在红肿,到处都流着脓水,左腿已经骨折,手指也被扭弯,全身都是伤痕。她是个医生,首先要对他的身体进行检查。她将他的衣服用剪刀一块一块地剪开,拿出药水一处一处地为他消毒涂药,一块又一块腐烂的皮肉脱落下来了,她的泪水也一串又一串地随之滴落。
　　这时,王世英带着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从外面跑进屋来,医生和护士看到卢志英被打成这样,全都落下了眼泪,他们为卢志英做外伤处理,又给他挂上了消除炎症的吊瓶。
　　这便是张育民和卢志英结婚整整六年之后,两人在一起过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她心里明白,自从选择走上了这条革命的道路,就意味着必须要有牺牲一切的准备,这就是信仰给自己的唯一选择。
　　几天之后,卢志英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当他睁开双眼看到张育民伏在自己的病床前流泪时,竟然有气无力地笑起来了,而两只眼睛还在四处寻找,张育民知道,丈夫肯定是在找他们的儿子。
　　过去的几年,卢志英只去过北平一次,都是来去匆匆。当时儿子才刚刚出生,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儿子,而儿子被弄丢之事他还全然不知。他十分吃力地从衣袋里掏出一支芦笛,这是他在监狱里用床上的芦柴给儿子做成的。他说要给儿子吹一支小曲,接着十分吃力地吹起芦笛来,委婉凄美的曲调在房间里回响。
　　张育民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痛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