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种人看似高冷,实则心中藏着一团火,这样的人,往往对生活充满着激情,对什么都不抗拒,什么都想尝试,比如张漱耳。今天主要领略一下他在诗歌和书法方面所下的功夫。
　　说张漱耳写诗作歌,许多人预料不到。他其实很早就出版过诗集,并在《心声》歌刊上发表过歌词。
　　在他诗集的附录中,有一篇五节110行的长诗《锣鼓颂》,竟是作于1976年。此年他多大?刚刚步入16岁,恰同学少年。诗是由当年的同学孙燕楼抄录保存下来,二十多年后完璧归赵。著名评论家谢冕读后以《一个时代的背影》为题,作出评价:“在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的年代,诗歌必然受制于政治脉动。写作者以他的写作体现了‘大我’的愿望和情怀而自豪”,“《锣鼓颂》充当了传导和抒发人民政治热情的手段,起了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角色”。
　　“这些远去了的诗歌,哪像评论家说的?我觉得没有价值拿到人前了。”张漱耳告诉记者,他的确自少年时代爱上了写诗,却从来没想刻意要成为诗人。只是多变的人生历练积累了丰富的“诗材”,也可能是颇杂的艺术喜好给他的诱惑,使得他在漫漫的人生跋涉中,在举步维艰的江湖浪迹时,经常若有所思,不断以匀整的、有节奏的语句,向自然万物、历史遗迹、秀美山川、人生道德发出诘难或呼号。
　　张漱耳也写古诗词,他的古体诗,每句的韵脚都是讲究的,却又不束缚于叠韵、和韵。他说,诗贵在情。仅以韵本选字约束,安有性情哉?况社会变迁发展,不少字之韵、句之声皆有变通,新词新韵叠出,继续抱着本韵约硬凑,未免迂腐。他的这一“理论”得到了诗坛泰斗臧克家的赞同,臧老特地为他写了“用革新的旧调吟唱新的时代”的题句。
　　他的诗,顺理成章地以书法的形式得到了表现。因为他精通书法,具有较高的专业审美水准及实践。今年5月24日的《中国书法报》学术版发表了他的论文——《魏晋残纸对章草的创新意义与价值》,学界认为这是对当代行草创作具有指导性的优秀书法论文之一。他的书法,如同他的为人,睿智而率真,沉静中透儒雅,洋溢着独特的魅力。全国书协主席启功生前亲笔赠诗于他。山东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魏启后,欣然为他题词:“妙笔生花”。
　　虽然有理论有实践,可漱耳先生坦言:直到今天,他也没想通过书法如何如何。他研习书法,只抱有一个纯粹的目的:作为从事了大半辈子文字工作的人,必须把字写好。
　　所以他不卖字,不轻易写字送人,也很少参与社会上的书法活动。但显然,这并没有妨碍他在书法上独成一家。相反,由于学养丰厚,见识深远,抱着以实用为目的写字的他,反而写出了个性和才情。他所以有这么多的“不”,大概是来自他对自己书法的自负,觉得和别人认识不一,对他们来说格格不入。记者对于书法算是外行,但是把他的字与他人比较后,也联想到了“淡然无极”这个词。漱耳书作中透出的那种潇劲拔俗、不染尘氛的气质在一些专业书法家的作品中反而找不到,在他这里却尽显无遗。
　　　本报记者　王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