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尔忠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剿抚机宜疏》。他纵观全局,洞若观火:对垒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朱明王朝已掉进不可逾越的重重“怪圈”。这是一篇大明彻底灭亡之前的“宣判书”。
剿迂而无用　抚大而不当
　　严格说来,留在史书里的这篇文章应叫作“奏疏”,是臣下上奏皇帝的文本。张尔忠成为陕西巡抚后即进入了明王朝的政治中心。此时的明王朝已日趋风雨飘摇,《剿抚机宜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说的是朝廷与起义军的对垒。
　　诚如张尔忠在奏疏中所说,对付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首选武力剿灭,行之无效,接下来则招抚诱惑使其投降。
　　张尔忠清醒地指出,此时的剿灭已是“迂而无用”。对方俘虏了无数朝廷官兵,一经接战,先裹胁这些俘虏队伍作前敌,等朝廷部队杀得精疲力竭,他们的精锐部队突然杀出,朝廷官军往往被杀得大败。不说别人,左良玉,字昆山,山东临清人,幼从军伍,统领军马十数万,朝中第一能征惯战的大将,他在黄河以北地带跟张献忠、李自成的部队交战已有20几次,却没真正打过胜仗。
　　剿灭不行就用招抚吧。张尔忠接着论述,“抚大而无当”。起义军早识破了朝廷的招数,窘迫时就暂时投降,等时机成熟又反戈向官军杀来。面对招抚,李自成的同乡、有“八大王”之称的大杆子首领张献忠(1609—1647,陕西定边人)竟要挟裂土封王,他正是借招抚虚与委蛇。李自成的部队突进了河南,张献忠的部队杀出了四川。少数被招抚的义军往往被许以官职,饥民百姓看他们不但没死,反而如此荣耀,一时从者如潮,对于朝廷更是埋下了祸根。
　　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剿抚都不是,成为一种战略上的“怪圈”。

己方营垒本末倒置　激起崇祯帝的残暴
　　己方营垒情况如何?
　　张尔忠接着分析:“兵,死道也。能用兵者能杀其兵者也。”面对杀身丧命,即使柔弱的女子也可以赴汤蹈火扑向战场。可走到这样危急存亡的局面,以“死道”治兵能奏效?将士卒伍打了败仗,要严厉惩治将军总兵,将军总兵不能按照朝廷的期限剿灭起义军,要严厉惩治督军和巡抚,最严厉的惩治莫过于砍头弃市暴尸。这样一来,督军和巡抚等高级官员的性命捏在了将军总兵的手心里；同样,将军总兵的命被将士卒伍所掌握。也许后面的话张尔忠没有说出来,但不言而喻,方面大员在战场上屡战屡败,该惩治谁呢?崇祯帝怎能不心焦江山的风雨飘摇?他只能挥动尚方宝剑驱赶猪羊般严厉切旨督抚限期“剿贼”。
　　结果出来了,张尔忠看得很清楚:下级士兵纷纷倒戈投降起义军,中级军官拥兵自重,骄横使气,鼓噪闹饷。督抚方面大员互相攻诘推委,虚报战功应付朝廷,“岁月延,金钱靡,精神尽,面目换”“以抚停剿”,在招抚奏功的侥幸里苟且性命。
　　这越发激起了崇祯帝的暴戾,换将移帅,督抚大员们纷纷进监狱、掉脑袋。以致后来洪承畴向满清投降,杨嗣昌服毒自尽,郑崇俭砍头弃市,还有袁崇焕的凌迟碎尸等等,张尔忠没有写,但这一著名于史的奏疏却预言了他们的命运。
预言王朝形势危急　奏章透辟一针见血
　　天下危急,张尔忠开出了药方:“剿抚合行,抚以剿成。”
　　招抚起义军,他指出了朝廷的弊端:“爵服不重,斧钺不灵”,动辄许以高官厚禄,以至招抚之“寇”炫耀乡里,恣意不法。朝廷要改变这种做法,恩威并重,把招抚的人马编为屯垦团队,给牛种,使自食,慢慢悔过自新。对起义军头目,招抚后要坚决处以刑罚,使其低头认罪。对于青壮年要分散编入官军部伍,起到以多监少的作用。而且要跟上监督,一旦发现心怀不轨,就地处置,“朝发夕诛,亦朝发夕擒,不亦赫濯乎?”
　　然而,这样苛刻的办法还能招抚谁呢?
　　对于跟起义军作战,张尔忠建议改变战术:“实则误之,至其劳困也。虚则击之,乘其饥惫也。穷则迫之,急进而不使他逸也。饱则刼之,因惰而取其资粮也。而更须间谍得人,侦发不爽。至兵声已振,当阵谕以投戈,败后许其归命,不堂正乎?”
　　这是一套缓慢而长期的战术。
　　奏疏中,张尔忠甚至委婉谏言:要以最终成功为目的。“但责成功,原自宽平。初局以失,不妨变更。”使前线将帅走出扫荡无方、钦限已违、只得以招抚为敷衍的苟且为难处境,使督师大臣功不自居,罪应自认,欲相成不欲相挤,欲相合不欲相比,欲相察不欲相掩。他说明:孔急暴戾,只能导致“此遮彼盖,终有难欺之见闻；转推互卸,曷思必报之君父?”
　　崇祯帝能改变自己吗?为时已晚。细读全文,连张尔忠自己也是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奏疏的最后,他再一次写到了李自成:如今“寇”在河南省中奔突,犹如一头在陷阱中的猛兽,如果走出河南,猛兽就冲出囹圄,如果再渡过黄河北上,虎视眈眈于天子床榻之下,将要发生臣下不敢说出的重大变故。形势危急,兵家之争从来是争于呼吸于不终日不终月之间的事情。
　　朱明王朝灭亡后,历史学家总结出诸多原因,对比之下,这篇《剿抚机宜疏》难免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肤浅,但整个明崇祯一朝,这样透辟的纵观全局,这样一针见血的超前预言,真是寥若晨星。史载:“疏入不报。”这最终是一篇泥牛入海的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