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湘榛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受到了王希坚先生的举荐,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很可惜,二人却都不幸遭逢了那场风暴被划为右派。上世纪七十年代我遇到郝湘榛先生则是一个天赐良缘。
文化馆内再次相遇　话语不多更加苍老
　　一个纯属偶然的机会,使我重新认识了郝湘榛。
　　1978年秋天,党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就从广播里听到了联合公报发表的消息,人人惊喜、欢呼和振奋。因为从此之后,阶级斗争不讲了,阶级成分取消了,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摘帽了,许许多多的人被解放了。这一年春节前后,村镇上的龙灯耍得特别欢,锣鼓敲得震天响。我们看到了社会变革的第一缕曙光,许多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又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不久,我们这些在文革运动后期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毕业生们,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农业学大寨,苦干八年以后也陆续回城,各自回归找到了归宿。我回到县城分配了工作,租居在临朐县城南关一户农家小院的两间茅草房里。
　　在南关赵家胡同的这个农家小院里,虽然生活艰难困苦,我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回城机会,潜心刻苦读书完成学业,默默笔耕……不久,我以投稿命中率最高打动编辑和主编而受聘为《中国乡镇企业报》驻山东记者站记者、《中国企业家报》特约记者、《发现》杂志的编审。我跑遍山东省采访创作了大批反映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乡土人文风情的文学作品,在《大众日报》《北方文学》《芒种》等刊物相继发表。反映黄河滩上经济巨变的长篇通讯《最后的报告》,反映临朐农民发家致富的《年轻的庄稼汉》,反映临朐农村优秀党员干部的《党委书记的一天》等系列作品,荣获了国家和省级奖励。
　　因为在文学创作上的日渐红火,我和县里文化部门的接触也日渐频繁起来。有一天,我去文化馆参加一个文学创作会议,就在会议结束出门时,看见了一个人。几年前只看见过他背影的那个人,就是那个黑老头!他僵硬地直立着身子默默地站在那里。我们对视了半天,他才说出两三个字:“你,来了!”他很显然早就认出我来了。还是几年前曾经看见过的那个背影,不过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加苍老的正面形象。
无茶待客,有些尴尬和无奈
　　双脸子黑棉鞋、半筒子黑棉袜、黑制服棉袄棉裤；黑黑的面颊上架一幅廉价的黑框眼镜；黑框眼镜后面是浓重的两道黑眼圈套着的两只黑幽幽的饱经沧桑的眼睛。凌乱的几绺灰黑的头发上面压着的是一顶陈旧的黑帽子。浑身上下都是明光光的,似乎覆盖着一层黑漆!他手里提着一把被烟火熏燎得黢黑黢黑的黑燎壶,嘿嘿半天才说:“我燎水,下茶你喝!”说话的语气里带着惊喜,带着亲切,似乎见到了旧朋好友。其实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而且,也纯乎是个意外!十分偶然的相遇!
　　他话语不多,这一句之后就再也无话了。他在水龙头上接了半壶水,就蹲在县文化馆大院东南角上——很不起眼的一间黑屋子的墙角下,昂烟把火地去生一个黑黑的煤油炉子,炉子上坐着那把黑燎壶。阴天潮湿点不着火。燎壶里的水始终没烧开。他拣起几片梧桐树上落下来的黄叶子擦擦油污的双手,又拍拍后腚,抱歉而无奈地说:“唉……”
　　老头的惯常待客之道就是烧水冲茶。但是,那天的茶水没烧成,自然茶也没喝成。其实那茶也是廉价的茶,除此之外,别的他委实没有,也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来以售其虔诚之心。他吸着用白纸条卷成的喇叭筒装填的土烟叶子,饶有风趣地说:“土烟,土耍,就不让你了。”我的直觉和潜意识都告诉我:老先生生活得太艰难了。那时候虽然人人都很苦,毕竟有工资的人应该会好一些才是。
　　那一天,因为无茶待客,他显得有些尴尬和无奈。我讪讪地说,不必在意啊。其实,我暗指的是老头以往的不幸遭遇,谨慎地对他言语道:“孔子曰:逝者如斯夫。大风大雨已经过去了,改革开放的曙光已经出现在眼前,朝阳还会远吗?”老头痛苦地摇了摇头,那番苦痛的样子似乎像是喝了一碗苦不可言的中药,痛彻骨髓。我不知道他内心的苦痛程度,反而俏皮地安慰他道:“别丧气,土豆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他无言以对,默默地一直把我送出文化馆的大门以外。我走出很远了还看见他站在瑟瑟的秋风里。这也是他的待客之道。
　　这是我30多年前第一次遇见郝湘榛先生的真实记录。

送去一地排车煤泥　先生欢喜无以言表
　　文革时期的六七十年代,国家经济落后,社会上物资匮乏。老百姓缺吃缺穿,更缺烧的。我看见先生的窘况,第二天,和一个叫孟祥增的文学青年到县里的焦化厂洗煤池子里挖了满满一地排车黑煤泥给先生拉过去。老先生喜欢得双手直拍后腚,大声吆喝道:“哎呀,哎呀,人哪!人哪!怎么这样啊!怎么这样啊!”高声唉叹了半天。先生是真正的大智若愚,就连他对朋友的感谢也是很有味的。看着我们被煤泥抹得浑身黑不溜秋的,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上洗干净了手脸腿脚,就说:“你看,这不洗干净了么?”而先生却忽然沉痛地说:“哎,有些东西是永远也洗不干净的,永远也不会还原的。”我抬起头来看着先生,猛然醒悟,半天竟无言以对。
　　我是1976年回城之后调到县工业局工作的。我把我自己分配的一吨煤给先生用了。看见他虽然在临朐工作20多年了,仍然家徒四壁,我心中一阵阵酸楚。
　　那天闲聊起来,我随即向老头提议:“搬出这间黑屋子吧,搬到城南关村去,我这就给你联系,租个农家院落居住。还更自由方便些,顺便把老婆和儿子闺女也一起接出来,做饭照顾生活……”那时候的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允许可以在单位以外租房居住了。
　　那时的郝湘榛先生已经50多岁,还仍然孑孓独立,形影相吊,在文化馆迥然单身一人生活,已经20多年了,令人心酸。他嗫嚅半天,未置否可,我知道他还有许多顾虑……我就极力撺掇,打消他的许多顾虑禁忌,帮他解放思想。
　　其实,这件事情过去多年,我已经忘记了。后来,别人翻看郝湘榛先生的日记,看到他在日记里写道；“景林拉来一车煤泥,能烧一冬天,可解燃眉之急。穷送一瓢地瓜干,强似富给一块大金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