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一个秋天,我经过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走进天井,坐在他手植于1925年4月5日的两棵白丁香树下,怅然起来。栽种这两棵白丁香的时候鲁迅44岁,那时他已算不得青年。不过,迁居、安家、手植树,对一个成年男人而言,确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更何况鲁迅对种树一直有勃勃的兴致。
　　九十多年过去了,两棵白丁香树冠如盖,遮天蔽日,罩住了整个天井。一眼望去,时光被穿透,分明可以看到鲁迅找云松阁的李庞裕商量绿化庭院并栽种这两棵白丁香的情景。不论贫富,亦不论知名与平凡,种树育人,都是每一户人家的常态,草木也因此有情。实际上,我在丁香树下的怅然与父亲有关。2005年春天,父亲带回家两棵柳树树苗,挖坑,栽种,埋土,浇水,柳树在我家门前就开始了新生命。
　　树苗很小,看上去脆弱极了,它不远处有一棵参天的梧桐树,相较之下,我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这棵树才能成材啊。在农村,树木就是用来成材的,换言之,它得有一定的用处,用来做门窗、桌椅,再不济的边边角角也可以用来做马扎和板凳。
　　柳树属于硬木,生长速度比梧桐树慢很多,开始那几年,我几乎看不出它在生长,夏天有风雨来,它颤颤巍巍,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我应该问过父亲这个问题,父亲给我的答案则是,刚刚移植的树苗首要任务就是扎根,等稳定下来需要几个春秋。
　　那时候我还小,似懂非懂。四十出头的父亲刚刚过了不惑的年纪。因此,我和他的问答并不涉及人生的寂寥。我的提问与他的回答虽然严丝合缝,但以我现在的理解反观,当时问与答并不在同一个频率。我的问题简单,因为人在小时候就是喜欢问为什么；而父亲的回答显然锁定了人生的隐喻,只不过恰好在回答中解决了我的问题。
　　父亲说的没错,这两棵柳树的品种不同于其他,它不是垂柳,因此它不会因为某一侧枝条的重力作用而歪斜,就这样,它没有低头,把全部力气都用来抬头向上。扎根以后,柳树加速了生长,不过,它也并没有像不远处的梧桐树那样迅速粗壮,它的生长还是不易察觉,但是,却分明能够看到枝叶不同以往的改变——颜色加重,变得坚硬。
　　当柳树明显长大的时候,父亲却抱病了。后来,父亲去世,这两棵柳树就成了他的遗物当中唯一有生命力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两棵没有停止生长的柳树的象征意味很浓,就这样,它们作为父亲的象征又陪我过了十年。
　　2016年8月,我回老家,发现门前空荡荡的,两棵柳树已被砍伐移除,几丈外的屋檐下,硕大的树根正在悄悄死去。虽是夏日,我却感觉寂寥无比,往常从两棵柳树上传下来的热烈的蝉鸣就像只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路过一样,再也听不见了。其实,真正让我失落甚至内心慌乱的并不是消失的蝉鸣,而是父亲手植的那两棵柳树本身。因为在即将来到的日子里,作为父亲遗物中唯一能够与时俱进的生命,两棵柳树再也不能继续与时间、与我一起同行了。
　　两棵柳树被连根拔起,我才真正接受了父亲的死亡。父亲去世这十年,我一直怯于面对。尽管我常常直言生老病死,我心里却十分清楚,越把生死写得轻淡、说得轻松,就越掩饰不住心里无处安放的那些久经装饰的富丽堂皇的哀伤。
　　几个月后,丁酉年正月初四,我返回青岛那天,爷爷特意把抛光打磨好的一块柳木菜板递给我,让我带着。这块菜板正是用父亲十二年前栽种的那棵柳树制成的,我摩挲着,上面那些密不透风的纹理,俨如父亲留给我的日记。　　　　　　　文/王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