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虚假感情牌或摆出身讲贡献,没真正反思也起不到警示作用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已违纪违法,党永远是我心中的红太阳,照耀我走到人生尽头”……写忏悔录是违纪党员干部接受组织审查时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环节,其主要内容应是问题官员对自己的理想、信念进行深刻反思,以对其他党员干部起到警示教育作用。但记者梳理发现,有部分忏悔录的模式化、套路化表达令人啼笑皆非,各种“套话”充斥其间。专家认为,忏悔录频现“套话”,既与落马官员存在“减轻惩处”的侥幸心理有关,也与部分官员表达能力退化、“两面官员”习惯表演等因素有关。种种“套路”,客观上削弱了反腐败成果的警示教育作用。

各种“假大空”话频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腐败分子被查处,许多地方和部门也付出了高昂的反腐成本。为了不让代价白付,很多地方都将问题官员撰写的忏悔录作为警示学习材料。每一份忏悔录,都是用违纪干部的惨痛教训换来的,应该最大限度地挖掘它们的价值。
　　比如,朱明国、金道铭等人的忏悔录和检讨材料,就在党员干部中引发较大反响。中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8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更是成为一大热点话题,对党员干部起到了巨大的警示教育作用。
　　另外,各地也不断公布当地查处的党员干部的忏悔录和警示教育片,也起到了相应作用。但记者最近梳理发现,有部分忏悔录里充满了“套路”。
　　类型一,打虚假感情牌。中部某省一名落马厅级领导干部在忏悔录中说:“一路走来,我的每一步都沐浴着党组织的阳光,我感恩这一切。亲爱的党啊!我辜负了组织的期望,损坏了组织形象,我已经违纪违法了,不管走到哪里,党永远是我心中的红太阳,一直照耀着我走到人生尽头。”“亲爱的党啊!山高水长总有源,树高千尺总有根,我本来自人民,我多么渴望早点回到人民当中去”。
　　类似的话语,在各种忏悔录中并不少见。一名业内人士表示,落马官员在忏悔录中既空洞又虚假的表达,没有真正对自己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反思,根本无法起到警示作用。
　　类型二,找客观理由。一些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会在忏悔录中找各种客观理由,为自己的不法行为开脱。有的党员干部称,社会风气和“潜规则”是自己违法乱纪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有的党员干部将“交友不慎”作为重要因素,对内因却分析过少。
　　浙江省宁波市一名落马局长在忏悔录中分析,“交友不慎”是他走上不归路的致命一击,自己交友时缺乏原则,让“狐朋狗友”把自己送上了绝路。一名落马厅级干部则将自己腐化堕落的原因归于“受封建文化糟粕和西方腐朽生活方式影响严重”,为了解释这一原因,他在忏悔录中说自己“去西方国家的机会较多,出访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现当代西方主要性学专家的著作,浏览了大量成人网站,并参加成人话题的网聊,体验了他们的性文化,对他们开放的生活方式羡慕不已”。
　　类型三,摆出身、讲贡献。有的违法乱纪党员干部强调自己穷苦的出身,还有的党员干部则不断强调自己在行业领域的突出贡献,是因为心理失衡才导致“犯错”。一名地理测绘系统的厅级官员在忏悔录中这样写道:“我把一个落后地区的测绘工作带到了全国前列,每年服务总值以2位数百分比增长,职工收入逐年增加,下属院领导绩效更是水涨船高……我心里有点失衡……”
八股文式忏悔录土壤何在
　　一名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人员表示,接受组织审查期间,被审查人要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对照理想信念宗旨进行深刻反省,然后写出忏悔和反思材料。部分党员干部因各种原因和心态问题,在忏悔录中出现大量“套话”。他们在忏悔录中自我剖析时几乎是同一模式:没有加强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没加强学习和严格要求自己；没把握党组织对自己的提醒和挽救。尽管这些原因剖析得都有道理,但许多党员干部对自身权力为何失去监督,为何没守住腐败防线等原因却谈得很少。原因有二。
　　一是希望减轻罪罚。一名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人员分析,部分违法乱纪党员干部将忏悔录当作“救命稻草”,在忏悔录里展现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想争取司法机关减轻处罚的机会。正因为夹杂着这些功利因素,他们在忏悔录中表达的感情不真实,出现了“雷人”语言或“套话”。有的落马官员甚至声称自己“不懂法”“法律意识淡薄”等,其真实目的是企图逃避党纪国法制裁。
　　一位办案人员说,为博取同情,美化形象,不少落马官员往往在忏悔录中花大量篇幅谈自己最初如何廉洁奉公。一所高校的原基建处长,在一篇仅千余字的忏悔录中,不惜以二三百字篇幅阐述自己当初如何“努力工作”、如何“拒绝他人钱物、吃请”。
　　二是干部“低能现象”出现。长期身处某种话语体系里,习惯于“权力代办”,讲话稿有秘书……使得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低能现象”,养成满嘴“套话”的习惯。因此,在忏悔录中,一些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不懂得如何表达自身的感受,而是按习惯性的话语体系进行表达,使人感觉像是说“官话”。
应该避免忏悔“套路化”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刻剖析典型案件,忏悔录能公开的都要公开,充分发挥反面教材作用。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作为涉腐官员用惨痛教训换来的忏悔录,由于不少内容过于模式化、趋同化,导致其警示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专家认为,忏悔录是对党员干部警示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频现官话套话的现象应尽力避免,最大限度地实现忏悔的真实化、真诚化、深度化。“忏悔录的内容、态度若含有官话套话式的‘官僚气息’,肯定无法起到让其他党员干部振聋发聩的作用,也就难以‘治病救人’。”一名纪检干部称。
　　一些受访纪检干部认为,贪官忏悔录中总是出现千篇一律的表达,一方面暴露其为抓住忏悔录这“最后一根稻草”的焦灼心态,并以此为遮羞布,掩饰腐化堕落后内心的不堪,为自己推脱罪责。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少“两面贪官”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模式的惯性使然,虽身陷囹圄仍不忘作秀,即使党纪国法严惩在即,落马官员在忏悔录中仍改不了说大话、套话、假话的习性。
　　“这样的忏悔录,既无法让其他仍在位的党员干部灵魂受到触动、教育,反而让人觉得虚伪,甚至可能引发反感。”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颜三忠说,“真正的悔罪,应该从本人真实情况出发,从体制机制层面反思,帮助党和政府防范类似腐败现象。”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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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后39名　厅局以上官员落马
　　本报综合消息　11月21日22时许,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这是党的十九大后首次公布中管干部被纪律审查的消息。
　　记者通过查阅中央纪委网站“纪律审查”一项的通报,统计发现,自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召开至今仅有一个多月,被中央纪委通报的落马官员就已达39人,其中至少6人是退休后落马,这无疑生动地诠释着“一刻不停歇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十九大精神。
　　纵观这些落马官员,不仅在各级别上继续严格治理,在治理领域和程度上也毫不松懈。39名落马官员中涉及党政、人大、政协、国企、高校、金融等各个领域,而且遍及广东、湖南、湖北、天津、浙江等17个省(市区),其中广东省这一个月内就通报了6名官员。
杭州科级干部　竟贪污19套公房
　　本报综合消息　最近,鲁炜和刘强两个“老虎”先后落马,显示了中央强力反腐的决心。记者注意到,与此同时,基层的反腐和廉政建设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要继续打“老虎”,也要继续拍“苍蝇”。
　　日前,杭州市纪委曝光了一则小官巨贪的案例。这起案件的主角是马伟荣,他曾任杭州市房管局科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经法院认定,在位期间仅贪污公房就多达18次共19套!
　　等待他的自然是法律的惩处。2016年10月,因犯贪污罪、受贿罪,马伟荣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因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且当事人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7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马伟荣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马伟荣后来后悔道:“一次次地成功谋房谋财,到最后已经管不住自己了,贪欲越来越大,只要有机会,就想着捞一笔……当时完全没想过后果,眼前只有房子,再多的房子也填不满我欲望的无底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