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和郑曼怀着一腔的热血奔赴重庆,但是到了之后才发现,重庆的政治气候让人失望。抗战结束后,臧克家随郑曼去了上海,在这里臧克家以写作和帮报刊杂志编副刊为生。臧克家目睹了国统区的黑暗,因写诗讽刺而上了黑名单。他被迫东躲西藏,后来去了香港。
出版《泥土的歌》　反映农民的苦
　　疲惫不堪的臧克家和郑曼,在1942年8月14日抵达了当时的陪都重庆。
　　臧克家后来用“红尘万丈的渝市”来形容第一眼看到的重庆。
　　初到重庆,臧克家住在文协给他的一间房子里,又领了一个挂职领薪的工作。臧克家除了积极参加“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的活动,还坚持创作,笔耕不辍。9月,臧克家的回忆录《我的诗生活》完成。全书共分七章,讲述了诗人自己从童年到抗战中期的生活和创作。10月开始在刊物《学习生活》上连载,其后再由(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怀着一腔的热血奔赴重庆,但是到了重庆才发现,陪都重庆的政治气候让人失望。仅仅两个月后,臧克家就被上了第一堂“政治课”。1942年10月19日,“文协”在中苏文化俱乐部召开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大会,臧克家也出席了。主持人老舍刚刚登上讲台,正要开口,八九个彪形大汉忽然冲到台上,把老舍架了起来,七拥八搡。老舍怒气冲冲,却也无可奈何。
　　此时的文艺界,在经历了抗战最初的阶段后,无论是诗人还是作家,都开始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冷静的反思和回顾。臧克家写出了他的第11部诗集《泥土的歌》。
　　《泥土的歌》是除了《烙印》之外最重要的、也是臧克家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与《烙印》一同被视为“一双宠爱”的诗集。在《泥土的歌》里面,更多的是反映农民悲苦生活及艰难时世的诗篇。
　　火炉重庆的天气闷热难挡,蜗居在陋室里已经让臧克家和郑曼苦不堪言,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以及那些无孔不入的特务的骚扰,臧克家没法安心创作。一有机会,臧克家便和郑曼到重庆郊区歌乐山“大天池6号”——“赈济委员会”的房子。夏初,臧克家刚被任命为赈济委员会的专员,主要任务是为赈济委员会的“难童教养院辅导队”编写《难童教养》杂志。
　　战时的重庆,生活是简单而又艰苦的,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臧克家写了大量的诗歌,如《古树的花朵》《向祖国》《感情的野马》《国旗飘在鸦雀尖》《生命的秋天》《民主的海洋》等,还和臧云远、王亚军等人发起成立了“春草社”。

抗战结束之后　随妻上海安家
　　抗战后期,见证了陪都重庆腐败和国民党倒行逆施行径的臧克家,挥笔写下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诸如《人民是什么》《胜利风》《枪筒子还在发烧》《宝贝儿》等,猛烈地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逆行。抗战结束离开重庆前夕,他出版了现代诗歌史上被视为“讽刺诗双璧”之一的《宝贝儿》。该诗集以重庆人般敢爱敢恨的火辣口吻直斥当局的黑暗,读来令人畅快淋漓。
　　抗战结束了,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应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邀,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抵达重庆,开始了国共两党之间的“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正酣之际,9月22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公馆“桂园”邀请了包括臧克家在内的20多位文艺界人士座谈。这是臧克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臧克家回家后提笔写下了《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以笔名“何嘉”发表在9月9日的《新华日报》上。　
　　1946年7月,臧克家随郑曼的工作单位“中央卫生实验院”迁往南京,不久又到了上海。臧克家对在歌乐山三年多的山居生活不能忘怀。离开两个月后,他满怀眷恋地写了一首歌乐山抒情诗,他在诗中真情告白:“我放弃了歌乐山,我永远占有了歌乐山。”
　　1946年7月,臧克家随郑曼供职的卫生院由重庆乘坐木船沿江而下,到达南京。不久,又从南京转赴上海。在上海这个亚洲第一大都会,臧克家以写作和帮一些报刊杂志编副刊为生,虽然清贫,但日子总算安静下来了。
　　家刚刚在上海安顿下来,郑曼便和臧克家商量,将乐源和乐安接到了身边。
　　乐源和乐安是臧克家和前妻王深汀所生。之前两个孩子投奔在青岛的亲戚家。因为生活困难,无以为生,乐源和乐安不得不到街头摆小摊,卖香烟、糖块、花生、袜子,赚点小钱,贴补家用。郑曼知道后,非常着急。一到上海,立即将两个孩子接到了身边。

国民党处处迫害　被逼迫出走香港
　　国民党在国统区的统治越来越黑暗,甚至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臧克家来上海后,目睹了国统区的黑暗,“一夜北风,八百童尸”的惨状,让他如鲠在喉,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首辛辣而又讽刺的政治诗,如《生命的零度》、《冬天》、《你们》等诗集,都对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腐败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随着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作最后的挣扎。国统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迫害和镇压。早就上了特务黑名单的臧克家,被迫东躲西藏,曾在一个星期里换了五个住的地方。许多进步的作家也纷纷离开上海。
　　臧克家决定前去香港。1948年底,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臧克家先行去了香港。臧克家初到香港,有些不适应,病倒了。郑曼听说后,便将乐源乐安送往山东老区,变卖了在上海的一点家产,到香港照顾臧克家。
　　在她的精心照顾下,臧克家慢慢地转危为安。
　　在香港,臧克家主要靠为文汇报、大公报写文为生。1949年1月21日,臧克家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统字号”的总统》。不久又写诗歌《故乡啊,我要回去!》。
　　这两首诗被《文汇报》刊登后,在香港迅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就像臧克家自己在诗里写到的那样:“平地里响起了爆竹”。
　　1949年元旦,香港文汇报发表了臧克家的《新年谈愿望》:光空怀什么希望是无用的,它一碰到冷酷的现实上,就像鸡蛋碰到石头上一样。
　　因为在《文汇报》、《大公报》上经常发表文章,又因为《文汇报》、《大公报》在臧克家最困难的时候对他施以援手,向他约稿,让臧克家心怀感激,臧克家跟《文汇报》和《大公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香港是臧克家抗战胜利后四处漂泊的最后一个避难所。臧克家和郑曼在这里住了三个月,然后离开了那间牛棚小屋。他们走后没多久,那座小屋就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