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会启
　　小时候,过年说吉祥话是个规矩,这个规矩使得年夜庄重而神秘,充满融洽、和谐的味道。
　　每年除夕,太阳还有两杆子高,村里呼儿唤女的声音就随着满大街的香味飘荡开来,大人们把贪玩的孩童们像赶小鸡入笼一样拢到家里。简单吃点东西,催促赶紧上炕,坐等盼了一年的那顿年夜饭。每每这时,大人们把平时用的小小的煤油灯换成两根红红的蜡烛,天还麻麻亮的时候就点起来。登时,低低的房子里一片亮堂,刚刚糊了报纸、贴了年画的墙壁闪闪发光,小孩们也都立时活跃起来。这时,娘就会认真地重复着上一年说过的规矩:年夜,说话要小声,不能打闹,不能下地乱走,免得冲撞神灵,不能碰窗台,窗和疮同音,碰了会触霉气的。最最重要的,要说吉祥话。像平时说的“坏了”啊,“没”啊,“完”啊等等,这一夜要避开。
　　土炕早就被蒸鸡、蒸鱼、蒸饽饽的火烧得暖暖和和的,铺条半折叠的毯子坐在上面,软软的暖暖的,很是舒服,很是享受。平时很少吃到的花生、瓜子、糖果等等,这时也一一摆到炕上,孩子们一个个像饿了几天的小狼羔,可着劲地往小嘴里塞,撑得两腮帮子鼓鼓的。但年前备下的吃食,年后还要招待来客,所以要限量供给。调皮的孩子就会乘机钻空子:“娘,还有瓜子吗?”娘会忙不迭地说:“有有有!娘再给添点。”边添边诱惑大家:“少吃点,肚里留个空吃炸鸡、炸鱼。”娘是断然不会说“没有”两个字的,孩子们摸准了这个命门,也故意捣蛋,这是不算坏规矩的,娘的好脾气也发挥到了极致。
　　门旁的小喇叭里播着《王汉喜借年》的吕剧,凄凄哀哀地听不准一句唱词,大哥边忙活手里的活,边摇头晃脑地跟着唱,娘赶紧招呼:“关了,关了,大过年的唱这些不好。”这时,父亲会把已经擦得干干净净、换了新电池的半导体打开,一曲《打虎上山》欢快得起劲儿。
　　娘忙活的差不多了,也会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两个苹果,切了分给大家,一般是大红星,国光在这个时候是不拿出来的,娘嫌它名字不好听,边切边说:“苹果鲜,苹果圆,明年的日子比蜜甜。”天气冷,储存了一个冬天的国光苹果实在好吃,稍稍带有一点酸味,沙沙的甜,煞是诱人。因为年夜大人极少呵斥孩子,孩子们也放胆,只要是用吉祥话,就敢提平时不敢提的要求:“娘,拿个国富苹果吃吧?”娘开心地把味着:“国富苹果,国富好听,拿国富苹果吃!”自从老实木讷的三哥讨巧地在年夜里把“国光”说成“国富”,大家以后谁也不再小瞧他,特别是我。三哥年龄跟我挨肩,个头却比我矮。年夜里,娘就会单独安排三哥,摸院子里的大椿树,教他几句吉祥话:“椿树椿树王,椿树椿树王,我长三年你再长,我长大了娶媳妇,你长大了做栋梁。”连着摸了三年,也没明显起个。我曾使坏地跟娘说:“是不是三哥把词念反了,念成了‘你长三年我再长’?”娘长叹一口气,没说什么。吃着苹果的当口,大人们也会停下手中的活,开心地拉家常,设计着来年的日子。小孩在年夜的兴奋里是不甘寂寞的,变着法地引大人关注还不讨嫌,便竞相大着声地背些吉祥句子顺口溜:“驴驮金,马驮银,骡子驮个聚宝盆,也有金,也有银,金银都进俺家门。”这时的孩子们,无需再用吃食奖励,只要口头夸上几句就足足的了。
　　记得上一年级前的那个年夜,吃过、玩过之后,手里拿着父亲刚刚抽完烟的丰收烟盒,看到放在一边的写过对联的毛笔和残墨,便在墙旮旯放着盛杂物的纸箱上,歪歪扭扭写下了“大丰收”仨字。写字的目的无非就是炫耀自己会写字啦!当姐姐尖着嗓子告状时,我也知道自己闯祸了。面对半围在面前带着怒气的大人,我给自己壮胆,一字一顿地指着“杰作”念:“大——丰——收——”念完,娘先回味过来,立时笑容满面:“对,大丰收,明年大丰收。”说来也巧,这话在来年真的应验了。那年春天,父亲琢磨上了南岭高崖水库西水东调干渠旁撂荒两年没人正眼瞧的一块土地。这段渠地势高,麻钢沙土质,挖那段渠时,是一炮一炮轰出来的,轰出来的土高高低低地堆积到干渠旁。那年,父亲下了班就回家,回了家就去平整那块地。村里人都知道,那是块不毛之地,可父亲认定这是块宝地。父亲知道:开渠时一炮一炮的炸药,等于给这块地上好了肥料!播种栽植的季节,父亲在开垦的荒地里一半种玉米一半秧地瓜,当年雨水好,作物也都长得出奇的好。那年,确实大丰收了。听娘说,我家有余粮就是从那年开始的。当然,这个功劳没有给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的父亲,而是给了我。
　　参加工作后,无论远近,我每年都回老家过年。年夜,用当年母亲约束我们的规矩要求孩子们说些吉祥的话语,给家人,给自己,鼓励别人,坚定自我,畅通全家的心境,渐渐地感觉到年夜吉祥话的精妙所在。每逢过年,也常和娘说过去过年的事,说起说吉祥话的规矩,娘说以往那都是穷讲究。可是,我总觉得,就是那些穷讲究,那种约束下的自由,才使得年味浓郁,才使得年意精彩,才会留下无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