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峰
　　我父亲是建国前的老共产党员。他虽没有当过兵打过仗,却作为支前的民工参加了淮海战役,在战场上腿脚受了伤,从此留下了两腿长短不一的残疾。他虽然走路一瘸一拐,可我们全家人并不觉得难看,甚至还以此为荣。村里人也夸他:“别看腿不齐,就是走得直。”我琢磨这“走得直”,其实是心眼直,为人正派,不走歪门邪道的意思。
　　这里我说几件老父亲的轶事,且看他为人究竟如何。
　　那年我从部队转业之后,曾被借调到市“史志办”协助工作。期间读到某离休老首长的一篇回忆录,文中提到孟良崮战役中他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幸被高密县一位支前民工舍命相救。那位民工自己也受了伤,脚上血肉模糊,但硬是咬牙忍痛翻山越岭,背着他走了一夜,终于找到了战地救护所……
　　我读后心里猛地一跳,想起老父亲1947年曾经参加过淮海战役支前工作,而且也有因救护解放军导致自己腿部负伤的经历,老首长感激的那个人一定是他吧?征得民政部门同意,我很认真地为父亲写了份“伤补评残”的材料,满以为父亲会很高兴的,不料他老人家大为光火,说啥也不准上报。
　　他的理由是:“打淮海战役时,我的确营救过解放军一位指导员,也真的背着他翻山越岭走了一夜,但你这材料中有些地方不实。比如我左腿负伤,既不是炮弹皮崩的,也不是子弹给打的,而是穿了双新鞋不跟脚,半夜又跑丢了一只,那左脚是被山上的石头硌伤的。再是我救的那位解放军是打南麻(即莱芜战役)负的伤,你看到的那位首长却是打孟良崮负的伤,这不是一码事,你小子别给我胡诌!”
　　我一听就觉着老父亲的说法有问题:“你说那伤是‘石头硌的’,谁信?石头能把一条腿硌成了残疾?而且老首长一再说明,救他的是一位年轻的高密小伙……”
　　我企图说服固执的父亲,让他认可我写的材料；而且为慎重起见,还准备安排他跟那位老首长见见面,看能不能彼此认出当年的摸样。不想话未说完他又火了:“见什么面?认什么认?当时都是夜间,谁也看不清谁的脸面……”说到这里他突然沉默了。稍顷又说:“咳!当年支前的高密人成千上万,光咱乡一个村就去了十八个。这十八个个个都是好汉!”
　　我意识到父亲压根不想申报什么材料,便向他解释说:“这是党和政府的政策,是对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可他手掌一挥就把我的话给斩断了:“好啦好啦!我知道党和国家没忘记我们,连续多年一次又一次为我们提高福利待遇。光这一点,与那些战场上牺牲的军人和民工相比,我就很知足了!”
　　我们父子争论了半天,结果他还是把那份材料给烧掉了。
　　下面的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那时我父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血气方刚,能拼敢干,对党组织忠心耿耿,按说该受到表彰,可偏偏因为说真话干实事受到了处分。原因是:那年雨水偏大,导致大片农田出现“草荒”,乡党委要求各村必须三天之内完成灭荒。但我父亲根据实际情况如实表态,说“即便男女老少都上坡,白天黑夜不睏觉,三天内灭荒也是‘墙上挂草帘没门儿’的事!”结果被就地“撸白旗”,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虽然“官帽”丢了,可土地不哄人,那一季的庄稼数我们村长得最好,因为灭荒灭得彻底干净。
　　此后不久,公社领导忽然找到我父亲说,给他个改正错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让他带领全社(乡)民夫,奔赴某某地参加挖煤大会战。地区领导提出的口号是“千军万马齐上阵,仨月建成xx矿”。“你可一定要把红旗给我夺来!”
　　然而父亲却情不自禁地咕哝了两句:“万人挖煤是胡来,到头劳民又伤财。”气得公社领导差点晕倒,我父亲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简短截说,我父亲村支书的职务是没了,但党员的资格没丢,他感到非常“知足”。接着老少爷们儿选他当了生产队长,他当年就把我们那个队弄得红红火火,年终社员(村民)的粮款分配在全村最高。全村最穷的“村南队”社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干脆“罢免”了现任队长,然后齐呼啦跑到我们家,说啥也要把我父亲拉过去给他们当头儿。之后我父亲还真地带领我们全家转到“村南”去了。过去之后他不负众望,使“村南队”连年获得大丰收,居然变成了全村拔尖的富队。
　　我父亲如此优秀,按说上级领导应该好眼相看了吧?恰恰相反,他又犯错误了。这错误牵扯到社员的粮食分配——我父亲没执行上级指示,他自作主张照顾了那些孩子多、缺劳力的困难户,让他们拿到了“平均口粮”。我父亲的根据是:“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让所有老百姓都不饿肚子……”说实话,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想他所要表达的也许就是“初心”的问题,不过他那点“理论”不可能讲清楚罢了。总之我父亲再次受到了处分,是党内警告。
　　若干年后,我觉得组织上应该为他“平反”,搞点什么形式以恢复其名誉,但父亲坚决反对。他呵斥我这是跟党算“后跟儿账”。这怎么是跟党算账呢?莫名其妙!但我能理解他的意思,这意思说来又很复杂,包含着许多内容,他那点“口才”绝对讲述不清。不过他曾给我讲过:父母对待儿女,“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还讲过:“世上没有‘不是’(地方话,意即‘错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儿女”；他或许是用最朴素的庄户人的语言,来阐释党组织和党员的关系。
　　2018年农历九月十六,我92岁的老父亲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对于他的后事我们兄弟几个做了仔细研究,包括寿衣、寿帽在内的物什准备得不可谓不全,但真到向遗体告别的时候方才发现,我们差点“忘记”了一件对逝者来说最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面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此刻殡仪馆的同志无比庄重地告诉我们:“根据上级指示,不但要为你们的父亲覆盖上一面大红的党旗,而且还要在遗像的名字上方,增加“建国前的老党员”几个大字……”
　　我发现父亲的遗容非常安详,非常满意。因为他要的就是这面党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