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贵颂
　　从西安走时,气温摄氏38度。
　　这是1985年的夏天。我和妻利用假期外出旅游。按照计划先去了九寨沟,然后准备返回昭化,坐火车去成都。这时有人指点,可以坐九寨沟至成都的旅游车,途径松潘草地,“走”长征路。这一消息使我俩陡添惊喜。一咬牙,每人花80元买了一张车票——这在当时可是很昂贵的。
　　时值八月。出发时还是艳阳高照,酷暑当头。我们这一车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清一色夏装裹身。我穿短裤背心,妻着短衫长裙。进入草地后,人烟稀少,天高地阔,间或出现几顶帐篷,二三牧民,还有陪伴他们的牛马。
　　不料,再往前走,气温逐渐冷却下来。虽然门窗紧闭,但我们却分明感觉到寒冷逼近、压迫过来。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令人渐渐招架不住。冷,彻骨的冷。又过了一段时间,天空中居然飘起了雪花。雪花纷纷扬扬,似乎很温柔,很耐心,轻轻叩击着门窗,无声无息地陪伴我们前行。同车有几个广东青年,生平第一次见到真雪,不由激动地大呼小叫。当司机在一个地方停车让大家“方便”时,他们又是拍照,又是打雪仗,可乐坏了。路旁有青青的小草,小草中间有成群的牦牛,以黑色居多,毛长长的,在悠闲地吃草。牦牛不怕冷。
　　我们怕冷。在车厢里坐着,又不能活动,大家一个个瑟缩着,纷纷从随身的行囊中搜寻衣服御寒——实在也搜不到什么衣服,除了夏装,还是夏装。我将一件雨衣披在身上,妻子索性把一条裙子套在头上。这时最艰巨的任务,是抵御严寒。
　　在草地上共走了两天。第一天傍晚到达松潘县城。松潘西面,有个地方叫“毛儿盖”。1935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到达这里。部队一面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等待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到来。其时,张国焘自恃兵众枪多,已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他野心大发,企图篡夺领导权。8月6日,党中央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批评教育,决定红军兵分左右,经草地北上。张国焘竟拒不执行中央决议,主张西出阿坝,向青甘边缘退却。8月20日,中央又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坚持北上,实现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这两次会议后,右路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挥下,战胜严寒饥饿,胜利通过草地,到达四川巴西。而左路军由于张国焘的倒行逆施,使红军两过草地,遭受了巨大损失。
　　第二天,我们开始穿越草原腹地。或许由于气候逐渐干燥的缘故,草原没有想象中那样遍地是泥泞沼泽。但天气依然不好,天空仍不时飘着雪花。远处雪峰连绵,眼前野草茫茫。牛粪触目皆是。显然,这里已成了良好的牧场。而50年前不是这样,当年红军过草地时,也是8月,气候比现在恶劣得多。记得曾读过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写的回忆录:“草地是个气候变化无常的地区,有时天空无云,烈日晒得脸上火辣辣地疼；有时阴云密布,疾风暴雨猛烈袭来,一刹时就像到了严寒的冬天。在那越走越难走的草地上,长满了齐腰的水草,起伏不平,踏上去像是走在海绵上一样晃荡。”当时,红军后有川军,前有胡宗南,还要携带武器和极少的干粮,又缺少御寒的衣服,在茫茫的草地上跋涉了十几天。粮食吃完了就挖野菜,吃草根,喝凉水,咽棉花,许多同志没走出草地就累死、饿死了。先烈们没有想到,他们倒下14年后,新中国诞生了。半个世纪后,又有一些人坐着旅游车,来重踏他们的足迹。虽然我们的目的是玩耍,但也出于缅怀和感恩。每个人的心中,都对红军怀着深深的崇敬和谢意。
　　是的,历史不应该忘记。就在第二天,我们到达了红原县。红原县属于阿坝藏族自治州,原先叫“哈拉玛”,因为红军当年长征经过这里,解放后更名“红原”,意为“红军走过的草原”。人民没有忘记那段历史。
　　出红原向南,经刷经寺,直奔成都,离松潘草地渐渐远了。
　　又是艳阳高照。
　　A06-A07版稿件由潍坊市文联老干部支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