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意象抒情诗领军人物桑恒昌:“只要生命在,诗就在。”
　　11月17日,潍坊晚报少年文学院揭牌暨潍水讲坛开讲仪式在潍坊日报社晚报二楼会议室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桑恒昌为文学院潍水讲坛做了首讲,并聘任他担任潍晚少年文学院的顾问、潍水讲坛智库学者。桑恒昌一生经历丰富,曾有过死亡边缘的人生体验。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经历,让他在诗歌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作为当代文坛新时期意象抒情诗的领军人物,“小诗大灵魂”是他追求的诗歌境界。
吃村里的“百家奶”长大　少年丧母令他刻骨铭心
　　今年78岁的桑恒昌思维非常活跃,话语充满趣味和活力,让你丝毫感觉不到眼前的他已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说,诗不应该纯粹去讲哲理,诗应该充满理趣,有理趣的诗才是好诗。
　　而理趣根植于深刻的生命体验,这就不得不从童年的经历说起。当桑恒昌将思维和话语抛向自己的童年,勾起的,正是一幅苍凉的人生画卷,一如他对诗歌的理解——充满苦难,却用苦难煎煮出了诗意人生。
　　1941年,桑恒昌出生于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出生后转过年来,家乡闹起了大饥荒,饿死了好多人。后来有人告诉他,他是吃村里的“百家奶”长大的,而在他的记忆深处,感觉整个童年好像就没有吃饱过饭。“我是从小吃苦长大的,1953年我12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调皮,所以鞋子很快会穿坏,母亲在的时候,能及时给我做鞋,母亲不在了,鞋就不及时了。读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跑三里多路去上学,冬天很冷,出门的时候,我就把鞋子脱下来,用雪搓搓脚,把脚搓热了,光着脚走着去上学,到学校再把鞋穿上。吃的就更简单了,往往是用布包上两块饼,再夹点咸菜,就算一顿饭了。童年和少年的苦难,成为我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记忆。”
　　从小经历的艰难和颠沛成了桑恒昌人生的财富,也成就了他顽强的性格。少年丧母让他刻骨铭心,他曾写过一本《桑恒昌怀亲诗》,字字浸透着对母亲的思念,“每当写到母亲/我的笔/总是跪着行走”。他也曾经写过一首《关于牙的对话》,写的是外孙女和自己一段有趣对话,内里却融进了诗人一生的感触:“外公,我的牙/怎么掉啦?/噢!/你的牙太嫩了/怕它嚼不烂生活//那外公,你的牙/怎么也掉啦?/哦!/我的牙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
两次站在死亡边缘　与世无争看淡生死
　　“当死神/查封了我的呼吸/上苍之手/把我的命运抛弃/我只剩下/三分柔肠/七分脊梁/在诗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动荡的时代并没有让桑恒昌的人生之路变得平坦。相反,命运让他经受了更大的考验——死亡边缘的人生体验,让他的内心受到了重大的震荡,并对其人生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1年高中毕业时,他接到了保送武汉空军雷达学院的通知书。1967年毕业时,他主动申请到西藏去当兵。他当时是这样想的,“离家越远越好,万一死了,就地埋了也就算了”。
　　“当兵之后有过两次面对死亡的考验,一次是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全身皮肤开始慢慢溃烂。到北京去看病,医生诊断为白塞氏综合征,是一种不治之症,最多只能活个两三年。两三年之后,溃烂蔓延到内脏,就没得救了。”桑恒昌说,那时候他还不到三十岁,就有了对生死问题的深刻体验。后来回家养病,吃了好多中药,病居然慢慢好了。
　　还有一次死亡边缘的体验发生在从拉萨到西宁的途中。那一次,桑恒昌领着100多辆车运送一批老兵去兵站,按照规定,下午不能过唐古拉山,但老兵们回家心切,管不了那么多。结果经过唐古拉山的时候,风雪大作,车轮迅速陷入雪中,车队根本行进不了。“我下车察看,但是风雪太大,氧气稀薄,我差点被刮走。当时幸亏有一个连长把我拽上了车,要不然,我真的可能葬身雪域了。”
　　现在说起这些人生苦难甚至死亡边缘的体验,桑恒昌已经十分淡定,“这些苦难对我性格的锻造意义重大,它们给了我很大的人生财富,让我在以后的人生之路上与世无争,能始终沉浸在自己的诗里塑造自己的世界。而且,因为有了这种死亡边缘的体验,现在再看生死,我已经一点都不怕了。有时候躺在医院的床上,我会想,这张床上不知死过多少人,我的身体下面一层一层都是灵魂,但是我的内心已毫无惧色,因为我已看穿生死。”
早年创作体裁广泛　后来专注写怀亲诗
　　因为身体的原因,1973年,桑恒昌离开西藏复员回家,在济南市瓷用花纸厂当了一段时间的宣传干事。1975年,他被调入《山东文学》担任诗歌编辑,后来虽然又从文联调到作协,但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钟爱的诗歌事业。到现在,他还经常组织、参加一些大型诗歌活动。
　　早在1961年,桑恒昌就开始写些比较成熟的东西,其中《幸福的时刻》写了一个空军雷达兵为毛主席飞机导航的故事,在1963年代表空军参加全军文艺汇演,获创作二等奖。因为这个,空政文工团还想把他调去,结果因为总参军校部的反对只好作罢。“后来我还写过小说,有一年曾在《人民文学》连发两篇,也写过报告文学,与人合作的报告文学《爱的暖流》曾获全国报告文学奖。后来当上诗歌编辑和《黄河诗报》主编,我对自己的创作方向进行了深入思考,我觉得小说不是我擅长的,写报告文学又太费时间,所以,我的创作应该集中在抒情短诗上。”上世纪80年代,桑恒昌专注于写怀亲诗,其诗意象之浓,情感之深,令人过目难忘,如那首著名的《中秋月》:“自从母亲别我永去/我便不再看它一眼/深怕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
　　“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创作诗歌。冰心说,年轻时都写诗,所以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诗人,要到年老了才能看出来。不管我写得如何,我不想做一个阶段性的诗人,我想做一个终身诗人。”桑恒昌说,“终身诗人”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到现在,他已经创作了2000多首诗,出版了10余本诗集,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用心突破　有时间写诗没工夫去老
　　每当聊起诗,78岁的桑恒昌依然激情昂扬、诗意四射。恰如其新诗集第三辑的标题“我有时间写诗,没工夫去老”,因为有诗,诗人永远年轻。
　　《诗醒了,世界便睁开眼睛》收入桑恒昌最近四五年创作的136首诗。“有一天和一帮朋友去看一个满月的孩子,孩子睡了,大家立即安静了下来,孩子醒了,欢歌笑语重新响起。那天吃饭小饮了两杯,恍惚中我想起一句话来形容刚才的情境——孩子醒了,世界便睁开了眼睛。后来觉得这话挺有意思,就转化成了我新诗集的书名。”桑恒昌认为,一个诗人,眼里、心里应该处处有诗。
　　在怀亲诗广受好评之时,桑恒昌却又开始设计“突破之路”,“怀亲诗单独看起来都不错,但毕竟属同一题材,如果把几十首诗放在一起,难免会有一些语境和构思上的重复。因此当作家出版社给我出版了怀亲诗集后,我就开始想下一步该怎么走。”依然是不停地写不停地思索,依然是醒着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诗,一直到下半夜才睡觉。桑恒昌决定拓宽诗歌的题材,诗和行走于是紧密结合了起来。2013年,他与舒婷等诗人参加东营的金秋诗会,有记者问到对黄河入海口的感受,他脱口而出:“黄河,跳下巴颜喀拉山/冰雪和穹窿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阙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呼伦贝尔和成吉思汗陵的内蒙走过/从洪洞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荒凉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为什么会脱口而出,因为我多次到过黄河入海口,心里长年都在积累这种情感,这已经成了我的思维习惯,一旦找到一个时机,流淌出来,就是一首诗。”桑恒昌说。
尝试八行短诗　向传统文化回归
　　将行走纳入诗情之后,近年来,桑恒昌又开始尝试写作8行之内的短诗,“尝试用现代汉语的形式,写出古典诗词的韵味。”桑恒昌说,“写了那么多诗,也看了那么多诗,我总在想,我们的现代诗,是不是离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太远了一些”。
　　如今,桑恒昌已写了300多首短诗,《蜜蜂》只有6行,“念着佛经/一座寺庙一座寺庙/去朝拜/方酿出/这/人间大味”；《陀螺》只有4行,“如果我是陀螺/我会分开身去//把一半拧成鞭子/抽打另一半的自己”；《诗》也只有8行,“诗是/从心里疼出来/在心上/生长着的文字/当像敬畏神明那样/敬畏诗意/又像追求真理一样/追求语言”。
　　诗虽极短却依然意味深长,桑恒昌的这种努力,是希望向传统文化回归,同时也为现代诗探索新的路径。在新诗批评体系久未建立的情势下,一位老诗人的这种自觉的艺术探索,无疑弥足珍贵。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文学”深入人心,文学被认为是人学,诗也被认为是人的艺术,但桑恒昌认为,文学应该是“情学”。他说:“诗歌的核心是情感。很多人把诗说得神秘莫测,其实诗是最朴素、最坚实的东西。在情感的底色之上,好的诗还应追求意象和意境,但意又要高于象,比如我曾写过一句‘黄皮肤,是我们这个民族,永不褪色的袈裟’,虽也有象,但诗句直奔意而去,可谓得意而忘象,得鱼而忘筌。”
　　“写了大半辈子的诗,最后留下了什么?是你的心。所以写诗要用生命去负责,写诗,我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每写一首诗我都用尽全力,每写一首诗,我都把它当做自己的最后一首来写。”即便病中住院,桑恒昌也未停止诗情的流淌,“偃卧病床/想过许多/过去不曾想过的想/多少病人/从这里走向健康/多少活人/从这里走向死亡/就是这扇病房的门啊/既通向地狱又通向天堂……”
　　对一个“诗做的人”而言,诗无处不在,“只要生命在,诗就在”。
诗是结在身上的血肉　苦涩来自生命的磨难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编的《山东文学通史》中,曾经这样描述山东的诗歌发展脉络:“以臧克家为代表的第一代诗人是意象化新诗向形象化新诗转移的一代；以贺敬之为代表的第二代诗人是将形象化新诗推向极致的一代；以桑恒昌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是探索新诗意象化卓然有成的一代。”而在《山东当代作家》(上卷)的桑恒昌一章中,他则被认为是“‘当代文坛新时期意象抒情诗’的领军人物”。
　　在桑恒昌看来,诗最基本的建筑材料正是意象,而形象则是叙事文学的基本材料。因此,“当诗歌真正进入意象时,‘意’是大于‘象’的。”也正是因为对诗歌的这种理解,桑恒昌的诗虽也有“形”,却往往直奔“神”而去。因为重视意象,重视自己情感的喷涌,“诗是从心里疼出来,在心上生长的文字。”“我素来主张写诗要有篇有句,篇是诗的经络,句是诗的穴位。”“无论有多少汉字,也无论组成多少词语,都是我麾下的三军将士。”
　　此外,桑恒昌认为,诗传达给人的不应该是具体的人和事,而应该是一种情绪,“小诗大灵魂”是他追求的诗歌境界。他的诗,总是善于在小事中发掘出让人回味的东西。“一掌/把蚊子浮雕在墙上/正法之后/用我的血写它的罪恶”(《打蚊子》),寥寥数行,写的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却又意味深长。
　　诗人洛夫这样评价桑恒昌的诗作:“诗中横亘着一根嶙峋的骨头,让人有得嚼的。”他的诗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东西,那是来自生命的磨难,“我的诗是苦涩的,是用心血煮出来的,我和诗的关系,是血和肉的关系,写得好的诗就像结在我身上的血肉,每当有了这种身上长出血肉来的感觉,我就特别的兴奋,我就会一夜难眠。我的诗是苦涩的,但我希望它鲜活、亲切而深刻。”
　　孙基林在《时代的诗意栖居者——齐鲁诗人小记》中,这样写桑恒昌:“他常说的两句话是:一、‘诗是要命的’,他以为好诗都是用心血煮出来的；二、做不做诗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一个‘诗作的人’。他自己即是一个‘诗作的人’,有人说他整个就是一首耐人咀嚼的诗,越品越有滋味。他不仅把诗写在纸上、书里,也写在广场、舞台上,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变成一个诗场,谁进去都会有几分诗意。”
　　　A12-A13版　文/本报记者
王叶妮
　　图片由桑恒昌提供(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