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及所属多个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满洲省委30多人被捕,宋国瑞也在此期间入狱。被营救出后,他继续奔赴东满,在东满扩大党员队伍,并参加了东满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他任军事部成员。他协助杨林制定了《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东满赤卫队工作大纲》等一系列文件。

商讨成立临时省委　阴差阳错全部被抓
　　当过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的廖如愿后来回忆称,1928年下半年(应为1929年初春)从山东跑来沈阳一部分同志,有杨一辰、宋奇(即宋国瑞)、王全武、张干民。这样东北的党的力量就充实一些。
　　1929年7月,宋国瑞被满洲省委派作省委巡视员前往吉林东部活动,在珲春等地做了一段时间的秘密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壮大了党组织。
　　1930年春,中共满洲省委及所属多个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宋国瑞也在此期间被捕。
　　廖如愿回忆:“1930年,满洲省委被破坏后,我们在沈阳大东门外将军坟处开会被捕,几天后,组织用600元钱把我们救了出来。其中有郭隆真、宋国瑞、我等人。”
　　据《中共满洲省委简史》《辽宁党史人物传5》等记载:1930年春,廖如愿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央决定将其调离满洲省委,另行安排工作。4月,满洲省委遭敌大破坏,在沈阳的省委书记李子芬(刘树清)、团省委书记宋振华(饶漱石)、前任省委组织部长李禄森(丁君羊)、省委秘书长刘若云(李玉山)、中央巡视员邱旭明(邱九)、脱产干部赵尚志(赵子和,后来的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等30余人被捕,在哈尔滨、抚顺等地亦有多批同志入狱。省委委员只有王永庆逃过此劫。党中央派驻沈阳的特科人员张麻子(邱一纯)得知满洲省委被破坏的消息,立即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决定派正在上海的廖如愿返回沈阳,恢复东北党的组织。4月24日,省委委员王永庆和杨一辰、郭隆真、徐克峻、宋国瑞等五人组成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代行省委职权。临时委员会派宋国瑞到上海向党中央详细汇报省委被破坏情况。
　　宋国瑞尚在为筹资去上海之际,4月28日廖如愿自上海回到沈阳,并于5月1日与沈阳的我党同志接上头,宋国瑞遂终止出行。5月2日,为避开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搜捕和注意,廖如愿与王永庆、宋国瑞、郭隆真、王和淑(王鹤寿)、潘敬久等六人在沈阳小南边门外一个偏僻处召开重要会议,廖如愿宣布撤销先前五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另组织成立临时省委。会议开了约一个半小时,即将结束时,因附近一财主家失盗报案,当地警察派人四处侦讯,发现此处多人聚集,疑其商议分赃,遂将廖如愿等人逮捕。幸郭隆真等机智应对,没有暴露身份,加上党组织花钱打通关系,至5月6日,六人全部获释。
发展朝鲜族党员　扩大抗日队伍
　　1930年7月,宋国瑞随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巡视员廖如愿到东满等地巡视指导工作,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朝鲜共产主义者可以加入中共的有关规定的精神,在朝鲜族聚集的地区,协助廖如愿审查、批准了一大批政治观点明确、符合加入中共条件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使东满等地的党员队伍迅速扩大。至1931年3月,全东北有中共党员1190名,其中延边的珲春、延吉、和龙、安图、汪清五县就有党员636名,占东北党员总数的54.1%,朝鲜族党员则占这些党员的96.5%。
　　1930年8月13日,在和龙县平岗药水洞上村召开了东满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延(吉)和(龙)中心县委,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朝鲜族朴允瑞任军事部长,宋国瑞任军事部成员。10月,根据中共满洲总行委(满洲省委)意见,组建了以廖如愿为书记的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为加强延边地区的反日武装斗争,随即成立了东满特委军事委员会(军委),由杨林、刘志远、宋国瑞三人组成,杨林任书记。
　　东满特委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宋国瑞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开展“党员军事化”和武装工农群众的工作。他认真总结工农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协助杨林(原名金勋,又名杨宁、毕士悌等,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制定了《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东满赤卫队工作大纲》等一系列文件。
　　1931年2月15日发布的《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分9个部分,7500多字,对游击队的性质、任务、党对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的指挥系统、战术等作了详细阐述。该文件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最早出现的一部党的军事文献,也是我党关于游击战争的最早的专题军事著作之一。《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阐明了党对游击队的绝对领导,指出“党在游击队中要保持最高度的威信”,游击队的大队要设党委,中队设党支部,小队里设党小组；游击队要设立政治部,军事首长和政委、指导员要明确工作分工；游击队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大纲》规定了游击队的战术原则,如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分散和集中相结合,不打硬仗,攻敌弱点,迫使敌人极度疲劳等。《大纲》的发布和实行,对东北地区组建和发展党领导下的武装游击队,开辟游击根据地,有效地开展游击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发动延边农民抗争　夜袭反动地主庄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宋国瑞参与领导东满的“秋收斗争”,以减租减息为突破口,发动延边一带的农民开展游行示威,包围地主庄园,打开粮仓,将地主囤积的粮食分给佃农；或者逼迫地主在减租书上签字,按减租要求减收佃农上交的粮食。当时,珲春县敬信区农民武装在宋国瑞等的领导下夜袭反动地主高千田的庄园,没收其粮食和财产,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高千田。“秋收斗争”冲破日伪军警的阻挠和破坏,其浪潮扩展到延边城乡各地,其规模和成效前所未有。
　　宋振云1961年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29年夏,我离开沈阳。之后与家兄只有通信联系。1930年起,他常辗转吉林、黑龙江两省,以在珲春居留较长。1933年自东北去江西公干,路过青岛时,在码头寄我一信,自此音讯遂断。我祖父死后,兄即禁止家人买地。在东北分手时嘱我,家财尽量支援他在经济上的所需,与我最后之信说:‘我将至江西欣赏祖国秀丽的山河,捧戴着一轮红日。祖母已故,如果宋门还须继承香火,有你已足。你已自立,我行可无牵无挂。你前途无限,后会有期,好自为之。’又说:‘我家每年收入,可作三份计。一份耗于降低地租,一份家用,余者候所备,以供不时之需。’内容不及妻儿,信不写通讯地址。
　　宋国瑞于1932年10月调任共青团奉天特委书记。1933年4月调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常委。在共青团领导岗位上,他动员青年起来反抗日伪的严酷统治,不辞辛劳,深入开展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