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人的撮合下,高奋和胡军喜结连理。1949年,高奋和胡军随军南下。渡江时,高奋被病魔击倒,只得在留守处住下治疗。上海解放后,高奋抵达上海找到华东局,并在中山医院治病。之后,高奋受组织安排在浙江省委工作。1953年初,高奋回到上海,边住院边工作。1955年冬天,高奋肝病复发,次年因抢救无效,在华东医院逝世。
多人撮合赶集相亲　胡军高奋首次见面
　　高奋的夫人胡军,1927年5月7日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河胡家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2年1月,胡军参加八路军,被分配到胶东蚕丝学校学习养蚕技术。194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蚕校毕业后分配到牟平蚕场,1944年春调到栖霞县南院蚕场,负责带领蚕校学员学习。1946年,党号召老解放区支援新解放区,胡军积极报名参加,被分配到鲁中分队青州蚕场工作。1947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胡军从益都转移到临朐县,一路上始终背着一批蚕种,来临朐继续她的养蚕和养蚕技术培训工作。后来临朐县政府机关转移到离县城几十里路的宋庄,胡军住在离宋庄不远的赤良峪村。和胡军住在同村的有一位新四军大姐,她爱人在县政府工作。
　　1947年的一天,这位新四军大姐对胡军说:“今天县长要来前村赶集,咱们去看看吧!”胡军一听县长要来,高兴地和几个女同志跟着大姐就向前村跑去,边跑边喊:“看县太爷去喽!”这是胡军第一次见县长高奋。高奋担任临朐县县长时还没成家,县里很多干部都积极想办法给他介绍对象,而高奋却声称不找临朐当地的。从胶东来的多数是未婚女同志,到益都时,益都县县长刘哲就向高奋举荐。到临朐后,又有许多干部向高奋推荐,他们推荐的全是胡军。尤其是临朐县参议员聂恒庆,一天几次地催高奋:“去看看再说嘛。”这样才有了高奋的赶集,其实是来相亲的。当然,这一切,胡军都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她只顾着嘻嘻哈哈地“看县太爷”,完全被蒙在鼓里。
　　
上级批准正式结婚
以身作则退回新被
　　过了两天,县政府一位干部牵着马找胡军,让胡军骑马去县里开会。胡军很纳闷:我一个小小的干部去县里开会还有马骑?因为那时候有马骑的都是首长。到县政府后,胡军被安排在高奋住处左边的小厢房休息。晚上,县委组织部长尚子芳来找胡军谈话,他说:“叫你来开会是假的,想帮你提亲是真。”说着就明确提出把胡军介绍给高奋。胡军毫无思想准备,马上拒绝:“不行不行,高县长看样子有四十多岁了,我刚20岁呀。”尚部长笑着说:“高县长才28岁,他打仗时负过伤,身体比较虚弱,所以看上去显得老些。”接着又介绍了许多高奋的革命经历,可当时胡军还是没有答应。第二天,县委宣传部长于克英和县公安局长王文林先后来做胡军的思想工作,劝胡军答应这门婚事。在他们的劝说下,怀着对革命的忠诚和对高奋的敬仰之心,胡军点头答应了。一个月后,经上级批准,胡军和高奋正式结婚。
　　1947年,高奋与胡军结婚时,同志们背着高奋,把他盖了多年的旧棉被换了一床新的。供给股的同志认为,县长结婚以一床旧棉被换床新棉被,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高奋回家后,见床上的旧棉被换成了新的,急切地问明原委后,说:“感谢同志们的体贴和爱护,但是不能背着我这样做。有好多同志盖着旧棉被,我的棉被还能用,结婚不能搞特殊,把新棉被退回去吧。”同志们知道他的脾气,只好把新棉被退给供给股。
　　高奋以身作则、艰苦朴素是人所共知的。他身为地委委员、临朐县委书记、县长,身上穿的棉袄,两只袖子的棉花都掉了一半。那时,按规定夏天可以领两套单衣,可是他总是带头节约,只领一套。一套单衣无法换洗,都是借中午休息时,洗洗晒干再穿上。
　　结婚后胡军被调到县委组织部工作。
　　
带着党员名单转移　胡军生下女儿文临
　　临朐战役后,解放军奉命转移,高奋留在临朐继续开展对敌斗争。胡军随党政干部及部分群众向五莲转移。临行前,组织部长尚子芳把全县的党员名单和组织部公章用油纸包好打了个包袱挂在胡军脖子上,并给她一把小手枪,再三叮嘱:“你不死,这包袱就不能丢,就是死了也不能让它落到敌人手里!”
　　那时,天上飞机扫射,地上大炮轰炸,情势危急。过弥河时,水没到脖子,飞机俯冲下来一阵机枪声就扫倒一片。已有身孕的胡军在县妇联的女同志搀扶下踉踉跄跄地过河,鞋子被湍急的河水冲掉了,但胡军紧紧抓住脖子上的包袱不松手。上岸后,胡军赤脚走到五莲。到五莲住下后,胡军把装着公章和文件的包袱交还给尚部长。三个月后,胡军又从五莲回到临朐九山区,在九山区委组织下,开展批斗地主、还乡团的群众运动。
　　1947年冬,胡军被转移到临朐县米山区王顺村,住在一个军属孤老太太家。几天后,高奋的母亲也从黄河北回来与胡军会面。1948年1月7日,胡军的女儿出生。26天后,胡军抱着女儿,告别了王顺村的乡亲们,和婆婆一起步行四十多里回县委报到。高奋见到女儿,高兴地说:“你是文登的,我是临朐的,女儿就叫文临吧。”
　　1948年春,高奋调任沂山专署副专员,重点负责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几个月后,被调至专属干部科。
千里行军渡江南下　疾病缠身半路留守
　　1949年,党中央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后,临朐组织县、区两套领导班子渡江南下。
　　2月,胡军和高奋随军南下。他们先坐运牛马的火车到济南,休息一天后继续坐火车到了鲁南滕县,在那里集中学习城市纪律等有关政策。华东局以专署为基础组建干部大队,各县组织中队,到南方相应的市县开展工作。高奋被任命为接管浙江金华的大队长即金华专员,于一川任大队政委即地委书记。义乌、东阳等各县的县长、县委书记担任各中队长和教导员。由于靠两条腿走到江南去,必须轻装,一般干部的行装不得超过2.5公斤,但每人必须背一袋小米。
　　临行前,于一川政委因高度近视不小心摔伤了,只能留下,由高奋代理大队政委,两副重担都落到他一个人身上。一切准备就绪。高奋与大部队沿着大运河向南开始了千里行军。那时,高奋身体多病,下肢浮肿,省委负责同志要他回山东,他不肯,仍坚持随队工作。后来,高奋病得不能骑马,只好用担架抬着。晚上行军一停,他躺在担架上召开会议。渡江时,高奋被病魔击倒,只得在留守处住下治疗。
　　虽然病情日益加重,但他一直很乐观。有一天晚上,炊事班做了些大米饭,警卫员替首长打完饭,去吃时大米饭已没了,只剩小米饭了。几个警卫员不高兴,就同司务长发生争执,还扬言要打司务长。高奋听到后,让人把那几个警卫员叫来,他躺在担架上做工作:“你们想吃大米饭?太容易了嘛,等过江到了南方天天给你们吃大米,只怕那时候你们又想小米吃了呢!”说得警卫员都笑了起来,一场风波就此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