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对东镇沂山多有赠封。唐太宗首次敕封沂山爵位曰“东安公”,这是沂山之神第一次拥有朝廷封号。宋真宗更是封东镇沂山为“东安王”。普通百姓亦崇拜镇山、祭祀镇山,镇山文化应运而生。
　　
沂源猿人在此诞生　东夷文化于兹发祥
　　沂山走过26亿年的漫长岁月,强大的外力作用几番重塑了它的模样,人类不曾见证。直到五六十万年前,也就是“北京猿人”出现在周口店一带,窥视着那片陌生的山河时,大地母亲也给沂山一份丰厚的礼物:人类诞生在了她的腹地,“沂源猿人”给寂寞的大山增添了一片生机,带来了文明的曙光。“沂源猿人”是最早的山东人,也是目前所知,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古人类。经过漫长的岁月,先人们慢慢地走出山洞,走下山坡,从捕捞采摘走向耕种牧养,繁衍生息,代代相传,他们创造了东夷文化。
　　人类是从大山走向平原的,这是人们的共识,在东夷文化圈内,沂山是最重要的高山,这一系列已经探明的、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沂山域内大大小小的后李文化遗址、北辛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和岳石文化遗址等人类活动遗址,即是充分的证据。
　　东夷文化作为人类幼年时期的史前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曾经的辉煌。人类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一步步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随着历史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越来越强,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但先民们对沂山的崇拜却与日俱增,对沂山的敬畏一以贯之。
帝王赠封百姓崇拜　镇山文化应运而生
　　人类在走向现代文明的漫长岁月中,由对大山的图腾崇拜,继之山形崇拜,到镇山崇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以朝廷为代表的统治者基于对统治秩序维护的需要,借助对镇山的登封诏祭,宣示其治权的涵盖范围,神化其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了解民情,安抚民心,体现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客观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化解社会危机的积极作用。对普通百姓而言,镇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感激之情,他们崇拜镇山、祭祀镇山,镇山文化应运而生。
　　《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封沂山、禅丸山,《青州府志》《东镇沂山志》等典籍也记载了此后虞夏有望秩之典,至周有沉埋之祭,秦祀加车乘骝驹。
　　西汉太初三年,公玉带援黄帝旧事,劝汉武帝封禅沂山,而汉武帝之所以采纳公玉带建议,也是源于对历史真实性的判断和对旧制的尊重与依从。只是汉武帝率领浩浩荡荡的封禅大军,不顾车马劳顿,自比沂山高了三分之一的泰山缘麓西来,面对东望之则拔地而起、高压群山的沂山,感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大,便“令礼官祠之”,并在沂山之巅建造了泰山祠,留下公玉带“奉祠以候神物”。
　　其后,历代帝王,延续旧制,对东镇沂山多有赠封,隋文帝开皇十四年闰十月颁旨天下,要求“就山立祠,取近侧巫一人,主知洒扫,并多莳松柏”。自此,朝廷祭祀东镇沂山的场所,由山上迁至沂山东麓的东镇庙处。
　　唐贞观十年,太宗首次敕封沂山爵位,曰“东安公”,这是沂山之神第一次拥有朝廷封号,确立了东镇沂山在国家体制内的重要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政治地理意义。天宝十年,唐玄宗加封东安公,进一步重申和加强了作为国家东部镇山在朝廷礼制体系中的地位。
　　宋真宗封东镇沂山为“东安王”,使东镇沂山之神的爵位更晋了一级。此后宋仁宗、徽宗沿袭祖制,颁旨加封。
　　《二十四史·金史》记载,金明昌六年,“章宗从东镇庙道士杨道全之请”,敕封包括东镇沂山在内的五镇四渎。东镇庙的一个道士对国家的祭祀制度不仅有发言权,而且还被皇帝采纳,可见东镇庙及东镇沂山在当时的国家政治体系中影响之大、地位之高。
　　元朝对东镇沂山依然十分重视,大德二年,元成宗颁旨致祭东镇沂山,用蒙、汉双文写成的“大元增封东镇元德东安王诏”碑,现在仍然屹立在东镇庙御碑亭中,圣旨介绍了镇山的由来,重申了镇山“阜民生安地德”的职责,还郑重地加封了东镇沂山的神号,即在“东安王”之前加了“元德”二字。
　　到了明朝,布衣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独辟蹊径,一改历代沿袭加封的旧制,于洪武三年,颁旨改革岳镇海渎的神号,削去前朝封号,以山水本名称其神,此举对后世影响巨大。纵观整个明朝,对岳镇海渎的祭祀昭告十分重视,现存东镇碑林中的朝廷致祭碑,明朝多达72幢。
　　清朝,尤其是清前期,朝廷依然重视对东镇沂山的诏祭,康熙、乾隆二帝多次派遣重臣前来致祭,并题字相赠,雍正二年,雍正帝甚至破例给沂山敕封了“佑民捍御之神”,其重视程度不亚于明代。只是自嘉庆之后,东镇庙中朝廷致祭碑明显减少,这大概与当时国力衰微、外敌入侵不无关系吧。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沂山东连沧海,西接泰山,北走燕赵,南控徐淮,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沂山周边,齐长城内外,曾发生过许多著名战事。
　　东晋义熙五年,东晋中军将军刘裕为抗击南燕,外扬声威,自建康(今南京),经莒县,越大岘山(穆陵关所在地),率师北伐。大岘山号称“齐南天险”。刘裕部下担心南燕军队固守大岘或坚壁清野,则此行不仅无功,且将不能自归。刘裕则认为,慕容超贪婪,无深谋远虑,必不能守险清野,于是督兵急进。果不其然,南燕在穆陵关疏于防守,晋军得以轻松过关,刘裕因此指天而喜,曰:“吾事济焉。”遂挥师而灭南燕。
　　清代捻军起义,沂山作为鲁中门户,战略位置仍然十分重要,民间至今流传着“穆陵不响铜陵响”的说法。捻军进攻鲁中,齐长城上的穆陵关和铜陵关是两处重要通道,其中至少一处是其必经之地。
　　沂山山高林密,易于隐蔽,林果、野菜、菌类、野味等食物资源丰富,所以每遇荒年、匪患、战争等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时,人们自然想到了沂山的庇护,他们携家带口,呼朋唤友,深入沂山深处,躲灾度难。至今留存在歪头崮的悬崖上,金贞祐三年“夫沂山”石刻,即是此类事件的真实写照。
　　1938年1月23日,日军侵占临朐县城。随后,沂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乡民一百余人,在大官庄成立抗日义勇军。1938年2月,由青岛市清洁队、码头工人及青年学生等500人组建的海军陆战队第五大队进驻穆陵关,奉命阻击进犯临沂的日寇。陆战队官兵奋勇杀敌,但终因弹尽粮绝,被迫撤离穆陵关。他们以沉重的代价,阻止了日寇南进,为临沂阻击战及台儿庄会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9年4月2日,苏鲁战区新编第四师二团于蒋峪阻击南犯的日伪军,毙伤日伪军数百人,取得重大胜利,《大众日报》为此作了报道。1942年1月25日,苏鲁战区五十一军在穆陵关阻击扫荡的日寇,中国军人浴血奋战,重创日寇。
　　1943年6月经鲁中军区批准,沂山支队在沂山北麓石砬村成立,钱钧任司令员,熊飞任政治委员,辖3个营共1200人,主要活动在沂山一带打击敌伪势力。1944年秋,沂山支队整编为八路军鲁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十二团,在临朐县大队和各区中队的配合下,与鲁中军区一团连续攻克小关、大关、蒋峪等日伪据点,解放沂山以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