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秦若兰　□整理　学启　则强
　　昌乐南部有条河,叫汶河；汶河北岸有个村庄,叫西李家庄,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叫秦若兰,生于1928年农历九月初,娘家在汶河北岸的昌乐西李家庄,婆家是汶河南岸的安丘郚山店子村。我教了一辈子书,大伙儿都亲切地叫我秦老师。

　　“我爷爷家规很严,但他通情达理,思想开明、同情革命、支持革命,要钱出钱,要物出物,要人就把子孙送上,我们家是忠烈满门。”
　　我家在当时是有名的大户人家,爷爷秦云阁,勤劳耕种土地和经营毛纺厂；四个儿子佩玟、佩珍、佩珩、佩琪和侄子佩琳全是大学生,他们都参加了革命,为党工作,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毛纺厂的主事是我爷爷,副手王京道、采购李大年,纺织师傅是从大连请回来的刘魁芳,我们村北面辛庄人。那时毛纺厂主要生产毛衣、毛裤、手套、袜子、帽子等,多数产品是通过地下党联络员——我的二堂伯秦佩琳联系运出的,有段时间还专门为八路军织机枪套。日本鬼子占领高崖村后,抢去了厂里的部分产品,爷爷与王京道商量把剩余的产品全部卖掉,部分资金由二伯父联系送给了马保三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当时来我家取钱的人是徐秋丰,爷爷让我喊他舅舅。后来,听二哥秦心一说他们是部队战友。另一部分资金让我四婶的胞弟邢瑞章和我祖母的侄子吴学礼,通过关系为八路军买了枪支。
　　我的父亲秦佩玟和二堂伯秦佩琳当年同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参加过1919年“五四”运动。父亲后来成了医学博士,从山大医院调到北京协和医院当院长。1936年,父亲带三娘陈玉玲回家,我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三娘当时抱着大弟秦元一、怀着二弟秦本一,晚上她给我洗了脚,搂着我睡觉。解放后,我去北京看三娘时,她告诉我了更多关于父亲的事。她说父亲抗战前就为党工作,抗战开始后,他们被派到国民党后方医院(西安、宝鸡等地)工作。在那里,她生下了二弟秦本一、三弟秦中一。父亲多次为延安秘密筹集、运送急需药品和器械,还跟白求恩大夫一起为战士做过手术。后来父亲被发现身份,软禁在医院。国民党特务向水中投药将其毒死后,诬陷他是跟三娘吵架后服毒自杀的。父亲去世时仅3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大好年华。
　　三娘是护士长,工作繁忙,又要拉扯三个孩子,父亲遇害后,日子过得非常不易。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她带领全体护士成功起义投奔延安。解放后,三娘担任了北京妇幼保健医院的院长,二弟、三弟都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三弟后来成为原国家能源部总工程师,曾任中国核电总经理、中国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我大堂伯叫秦佩璋,脸似周仓、浓眉大眼,经常赤脚走路,人称“铁脚”。1947年解放军攻打昌乐五图时,他是担架负责人,与同村的李瑞友抬一副担架。后来我军南撤时,国民党昌乐县县长张天佐在后面追。眼看敌人赶上来了,大堂伯和李瑞友急忙把担架扔向路西的麦田,人藏在路东的麦田内。直到太阳落山,敌人走远了,他们才从麦田里爬出来。回到家时,他两只脚上裂的口子里填满了土沙,一只脚上还扎了一根铁钉。大堂伯连惊带吓,大病一场,不久辞世。
　　二堂伯秦佩琳是高崖小学的第一任校长,是“地下”“地上”闹革命的活跃分子。鬼子来后,他受中国共产党派遣任国民党三团副官。他是我们这一片区的地下党联络员,专门负责为八支队筹集物资、收集情报等。他与赖可可是亲密战友,他俩曾设法弄出青岛敌人的城防图,为解放青岛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他是青岛入城的我党第一批干部。1953年春,他患阑尾炎在青岛市人民医院治疗,因手术刀遗留体内感染去世。后查明,二堂伯早就成为特务的眼中钉,趁他动手术时下了手。
　　二堂伯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还把大儿子德一、二儿子心一、三儿子天一都送到了共产党的队伍里。1985年我去桂林看望13岁就离家当八路的二哥秦心一,他告诉我,他是1939年参加山东纵队的。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从烟台到达东北,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后,打到了祖国的大西南。队伍驻扎在广西,他又参加了西南的剿匪任务。
　　二哥还告诉我,我们村的李树坡、“狼虱子”王大爷,其实都是八路军的地下联络员。李树坡那时经常来我家,说是我叔叔的同学,又是洋医生,也没太多人在意。寄居我家干活的金柱因意外割破了肚皮,李树坡每天来给他换药。金柱伤好后去当兵了,一直杳无音信。后来见到他时,说起破肚皮的事,他说是李树坡医生把他送到沂水南边的部队,当了八路军。受我二哥等人的影响,当时我们村里涌现出像李大同、李良才、王奚、王若汉等参加抗日救亡的战士。
　　我五叔秦佩珩是著名的明清经济史学家,他1934年考入北京育英中学念书,3年后又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先后在四川大学、光华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任教。1956年,到河南筹备郑州大学。五叔常年在外求学,只寒暑假才回家,因此我和五叔很少见面。1982年他来信报喜:他加入了共产党；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都大学毕业。1985年正月,我去郑州大学见到五叔,他已是70多岁的人了,头发半白,但精神矍铄、体健身壮。1989年6月,他伏案而逝,享年76岁。五叔一生追求进步,爱党爱国,曾任河南省民进主委、河南政协常委等职。

　　“活在乱世,整天吃不饱穿不暖,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如今不愁吃不愁穿,幸福的和平盛世来之不易,这都是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奋斗来的,要千万倍地珍惜。”
　　抗日战争时,日本鬼子的飞机常来轰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飞机又常来轰炸。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47年农历二月初五,那天正逢高崖集,我娘一早去高崖村看我姨姥姥。中午刚吃完饭,就听见西边有炸弹响,我急忙跑上炮楼向西望,看见高崖方向一片云烟火海。我急哭了,想跑出去找我娘,爷爷不让。正在这时,我娘回来了,她命大,从姨姥姥家刚出来,炸弹就投下来。后来听到炸集惨况,我们全家人好几天没吃进去饭。
　　鬼子投降后,汉奸不见了,但乱七八糟的杂牌队伍明夺暗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有时夜间进村,有时天刚亮进村。我爷爷三次被抓去,大伯、四叔也被伪政府和土匪抓过几次,每次都是卖地用钱赎回来的。几番折腾下来,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被那些豺狼糟蹋得不成样了。
　　我爷爷非常注重后辈的文化教育,专门请塾师办义校。我1936入私塾读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1939年冬天,临朐师范附小招生,李砚田老师让我报考,结果被录取了。校址在当时的临朐县西寺后村(现昌乐县高崖库区西寺后村),临朐县师范搬来后合并称简易师范,简称“简师”,后来迁到了洋河村。由于要躲避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我们很少在教室里上课,多数是在树林子里集中学习。那时的教室非常简陋:四周用高粱秸围严,用土泥抹平,简单地撑起棚顶；学生自带凳子,没有课桌,把书放在双膝上写字；吃的是自带煎饼和咸菜,学校只负责开水。?
　　1947年腊月廿八,在爷爷的催促下,我与早去解放区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王志忠结婚。婚后十来天,为响应“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支援老解放区战后恢复工作”号召,爷爷就打发我俩去了沂蒙山的解放区。
　　1948年农历正月十六,经区长刘子修、武装部长武岳松、妇联主任李淑贞介绍,我在丈夫王志忠的引领下,到当时的莒沂县委驻地马站杨家城子杨俊连家报到,正式脱产参加了革命,被分配到圈里区工作队。1949年2月,我转到学校,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因工作原因,我和丈夫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直到1980年退休,才算真正生活在一起。以前的日子吃不饱穿不暖,战战兢兢。如今不愁吃穿,和平盛世来之不易,这都是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奋斗来的,我们要千万倍地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