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们村是三县交界之地,虽属于安丘二区的高戈镇,但镇驻地跨两个县,镇东头有一个土地庙,庙东的地盘属昌邑,往东南七八里则是高密,老百姓种的地不少就是高密的。旧时县官破案、衙役巡捕,是不能越界的,犯了罪的也常从这县躲到那县,故而土匪猖獗。抗战以来,此地更是杂牌队伍林立,什么张部、蔡部、五支队、四纵队等,都逼款逼粮,村办事处曾一天接到五个队伍要粮的条子。老百姓谁也不敢得罪,自己不吃也要纳粮,都盼着早日解放。
　　1946年下半年,解放军解放了我的家乡,建起人民政权,次年春召开了土改斗争大会,贫苦农民翻身解放,分得了土地。当时父亲是村里的小学教师,两次斗争大会都与村干部一起策划,并由我这个儿童团长带领儿童团喊“打到恶霸地主”“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以震慑敌人。
　　然而,村里的工作正进行得红红火火时,一夜间风云突变,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还乡团杀害了区委书记和副区长,村长被打得浑身骨头都碎了,民兵队长藏在亲戚家中被搜出打死。我与父亲躲进了我大姐家。
　　还乡团成员个个像疯狗,见人就咬,不仅疯狂杀害本镇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见了革命老区的人,不管是买卖人,还是庄户人,都说是上前方抬担架的,一律杀害。有两个人用小车各推着四篓景芝酒,说是贩到老家卖的。还乡团一听是莱州掖县腔,就说是解放军化装的,不由分说把酒扣下,把两人押到坟地里,吊在柏树上拷问,逼着他们承认是解放军的密探,不承认就用棍子打、刺刀穿。被抓的两人苦苦哀求,说家有老母亲等他们回去,妻儿还要他们回去养活,只求饶他们一条性命。此情此景,旁人无不落泪,却打动不了匪徒冷酷的心。两颗罪恶的子弹穿透了两人无辜的心脏。
　　一个下雨天,路途泥泞难走,有的人干脆打赤脚。有个还乡团成员看到有两人从南而来,脚上吊着皮的鞋扣子(部队行军多见),不像当地人。一问果然是外地口音,便认为是解放军。两人百口莫辩,被就地活埋在大嵌沟里。还乡团杀人到了何等的疯狂程度!那个叫大狼的还乡团骨干,领着子侄,扬言杀人练胆,曾一次性杀害了四个掖县一带的民工!可怜这些无辜的平民,魂丧异乡。
　　还乡团屠村杀人,白色恐怖的日子虽然不长,但对革命干群来说却是度日如年。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是不可能真正体会到那种难熬滋味的。在那短短几十天中,那些被抓的大人和儿童,从早到晚,如被牵去待宰的羔羊,惶惶不可终日。眼看着周围的人被杀的杀、押的押,藏在亲戚家仍被抓或者被害,不知什么时候死亡会临到自己头上。有人夜间逃出了虎口,有人在坡里与敌人周旋。人们便想起了东大洼,那里虽没有了青纱帐,却堆起了无数高粱垛。这年雨水特别大,造成秋涝,高粱地里一片汪洋,一脚踩下去,没到小腿肚子,常在洼地里干活的人,只能穿着泥袜子(一种鞋袜一体的高腰布鞋)或赤脚在大洼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拔泥。那些穿着军衣革履的还乡团成员进去,连腿也拔不出来,故而这里成了暂时的避难地。
　　我和父亲、姐夫带上几块干饼子,趁黑夜跑到东大洼的高粱地里。这里下有高粱秸铺地,上有攒顶遮天,还能挡挡小雨。难熬的是中秋节家人团圆之时,大洼中只看月圆,不见人圆,天上辉辉明月,地上冷冷清水。还有更难受的事,前几天带的几块硬饼子还能填填肚子,几天后便没得吃了。如果在上坡地里,还能扒几个生地瓜啃啃,拔几棵野菜嚼嚼。而这里是一片泥水,啥也没有。难道就这样活活饿死不成?到底是天无绝人之路,父亲突然发现高粱垛里有些未成熟的小穗头,能搓出青米,这不就是上好的食粮吗?我们吃着“高粱米”,喝着台子沟的浑水,一天天挨。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接着高粱秸就要运走,倒出地来准备种小麦。我们晚上眼巴巴地瞅星星、盼天明,白天则在高粱秸缝里看太阳,盼着早一天出去,望穿秋水。
　　有一天,我们远远听到有人的叫喊声,立即警觉起来,准备逃离。声音越来越近,我们才听清喊的是“解放军回来了,赶快回家吧……”仔细听听好像是我小叔的声音,便不再跑了。又过了一会儿,看清来人果真是我小叔。可见到亲人了!大家紧紧拥抱在一起,说不出话来。我因左小腿被歪脖子高粱茬扎伤化脓,小叔扶着我一同回到了家。此时家乡已成为胶河战役的“后方转运总站”,人们都忙着照顾伤员,妇女碾米磨面,青壮年抬担架,儿童团站岗放哨,一派火热气象……
　　家乡第二次解放,解救了我们这一方人,解救了我的全家。我的腿伤还是一位解放军大姐给治好的,虽然留下了一块伤疤,但行动不碍事。至今我都感恩解放军,感谢那位解放军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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