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祥

　　1977年12月11日至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两天,也是改变我及我的家人命运的两天。因为这两天,我有幸成为全国570多万高考生中的普通一员,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高考,并最终成为27.3万名被录取的幸运者之一。
　　这一年,我已近30岁了,年届而立,娶妻生子,半生沧桑。
　　我出生于农家,世代贫穷,爷爷辈属“闯关东”一族。1948年,伴着越来越激昂的解放号角,我来到了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毋庸讳言,虽从蹒跚学步起,我就沐浴在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新时代阳光里,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因饱受连年战乱致积贫积弱。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极度低下,加之人口众多,农村生活还是非常困难的。可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的父母还是艰辛地把我们兄妹六人陆续送进了学校,并不断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而我也算是不负众望,从初小升高小,然后升初中,再到升高中,均以优异的成绩一路走来,成为我们那个有着1500多口人的村子里“文革”前的第二个高中生。
　　更令我至今铭记在心的是,那十多年里,我之所以能顺利地完成高中学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恩于党和政府给予我学习的关怀和支持。那时我家有九口人,上有70多岁的奶奶,下有我们兄妹六人,属特困户,所以从上初中起,我便享受着每月5元钱的一等助学金。5元钱,现在看来似乎不算什么,连一顿饭钱都不够,可那个年代,一个工日(一个壮劳力一整天的工分值)不足1毛钱,市场上一个鸡蛋才几分钱,一斤猪肉也才几毛钱,5元实在是一笔很可观的钱。记得高中时,有时周末去伙房买一份辣椒炒萝卜丝,才5分钱,那叫一个香啊!不过当时,我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有时竟还能省出2元甚至3元,拿回家交给母亲买点油、盐等日用品。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作为学生的我只能遵循党和国家的嘱托,努力学习,全面发展,不断提升自己,来回报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支持。高二时,我便积极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可惜从高三那年开始了“文革”,我入党一事便搁浅了。
　　如果按正常走下去,应该说我的前景也是很光明的。因为那时全县只招四个高中班,200余名学生,正常考大学的比率都在70%左右。即便是30%的落榜者,因当时人才奇缺,县里一般也会给安排个教师什么的职位。可人算不如天算,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正常的高考制度被搁置。1968年6月,因“文革”延期一年,本应1967年毕业的我无奈与同学们一起含泪离开了依依不舍的高中校园,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此后,在近十年的岁月里,我也曾踌躇满志,暗下决心:是党和政府把我培养成了有知识的新型青年,农村同样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无论干什么,我一定要争取干到最好。那些年,我抡过大锤、推过小车、当过民办教师、干过学校负责人,还为各级报刊、电台撰写过各类稿件,向农民朋友宣传普及新知识,也曾成为全村三个纳新党员培养对象之一,进行重点培养。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仅让我魂牵梦绕的大学梦渐行渐远。而且入党问题最后也不了了之。
　　1977年,惊雷一声震天响,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恢复高考的重大消息,很快传遍城乡各个角落,人们为之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是真的吗?”人们在怀疑中奔走相告。经多方打听,我终于确定了这是真的,于是我“拍案而起”,立即报名,毕竟人生能有几回搏!
　　回乡近十年,天天想,夜夜盼,不就是在等待这个机会嘛!报名没问题,可等我从墙角旮旯里找出尘封近十年的高中课本时,还是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我曾挚爱的数、理、化等课本,时隔这么多年,没有翻过,尽管当初学得比较扎实,但毕竟是十几本“大部头”啊,且距离高考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又无任何辅导资料和指导老师,再努力还来得及吗?
　　不过,这个机会如此难得,再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能破釜沉舟豁出去了。我先是请假两天,去了百里路之外一个族人所在的高中学校,请那儿的老师给走马观花地串讲了一下课本。然后回到家,借住在一间单独的房内,主要利用晚上的时间,因陋就简,在如豆的灯光下,在一张饭桌上,还要时不时受尚在襁褓中的幼儿的哭声烦扰,开始了我一个又一个埋头苦读的不眠之夜,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意味。
　　12月11日,是个雪花飘飘的日子,我着粗布棉衣,步行八里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设在镇上的考场。没有家人的陪伴,没有如同现在高考考场的“戒备森严”,仅凭着一张准考证、一支笔、一对三角板,我坐到了本应十年前就坐到的考试座位上。望望大部分青春年少的考生以及他们异样但善意的目光,我顿时心情沉重,感慨万千。
　　两天四科考试颇为顺利,每场两个小时的考卷我大部分只用了一个小时就交卷,其中一科仅用了半个小时,看得出监考老师也露出了赞许的神情。
　　我至今还记得语文试卷: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五个词语解释题为诽谤、踌躇、明火执仗、居心叵测、高瞻远瞩,还有一段“鹬蚌相争”文言文的断句与翻译。就这么简单,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思议。
　　大约20天后,镇上贴出了包括我在内的12个人的体检通知。又过了约20天后,初中曾教过我的数学老师转告我,让我去县里领取录取通知书。这时我才知道,我所在的考场约300名考生,只有12人获体检资格,而最终仅有两人被录取。
　　1978年春,按照录取通知书的要求,二弟用小推车推着我简单的行李,把我送到镇上的汽车站,然后我独自坐汽车来到潍坊汽车站,后来被学校热火朝天地接到大学这方令我浴火重生、脱胎换骨的新天地。
　　也是在我入学后才听说,一开始,有关部门没有想到,恢复高考第一年,就有570多万人参加高考,导致印刷试卷时纸张不够,一时洛阳纸贵,而我们山东犹甚,全省报考了约80万人,为了应对纸张困难,当时省里想尽了各种办法。尽管约80万人报考,但录取计划仅8000人左右,后又扩招了2000人,共录取1万人左右,录取率为1.25%。
　　就这样,我成为我们村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也成为一名特殊时期的“胡子大学生”,跟我情况相似的还有很多。于是,我们学校里便出现了老少同桌、夫妻同班、父子同学等一道道令人哭笑不得的“亮丽风景线”。三十五六岁的学生和十七八岁的学生在同一课堂上听课,甚至还有一位母亲来读大学,因为孩子刚过百日,所以全家跟着来陪读。
　　在改革开放初期,各方面条件仍相当简陋的大学校园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争分夺秒,殚精竭虑,努力把耽误的近十年时间夺回来,成为我们那一代学子的口号和行动。我也被评为学习标兵,并被纳为全校400名学生中的两个入党培养对象之一。大学期间,由于各方面表现尚可,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高校做管理工作。
　　仿佛就在眨眼间,从我参加高考到现在,44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世殊事异,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局面也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大学教育早已走向更多的有志学子,我也从而立之年步入古稀之年。毕业后由于自己异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我在优渥的工作环境和自己倾心的工作岗位上,尽心竭力地工作了近30年,也算小有成就,被评聘为高级职称。
　　虽然我已退休十多年,但现在收入可观,衣食无忧,生病有医保,单位每年免费体检,乘公交车免费……老有所乐,颐养天年,当初“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土豆烧牛肉”的梦境早已实现。孩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研究生毕业后也到了一所高校工作,更让我晚年生活无忧无虑。
　　如今,茶余饭后,我常常向家人念叨:我们的父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而我们能来到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并成为教育战线上的一员,这一切,全靠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全靠公平、公开、公正的新高考制度,我们要时时刻刻感党恩,听党话,好好工作,世世代代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