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落地以来,变化已显现:孩子上学时间晚了、作业大多在学校完成了、周末不用去课外培训班“赶场”了。那么,多出来的时间干啥?家长该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双减”后如何当父母?成了摆在家长面前的“必答题”。家长们该作出改变了。
改变1　　不能再甩锅给手机
　　不久前,共青团中央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联合发布了《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8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4.9%,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
　　这些数据的背后,是网络对于“05后”和“10后”这一代孩子来说有如空气般的存在。而当这些抽象数据还原为真实的家庭生活时,痛苦和冲突随之而来。
　　“不碰手机,儿子就是天使,只要拿到手机,‘天使’瞬间变‘恶魔’。”初一学生家长华欣(化名)说。
　　问题是不是出在手机上呢?
　　当家长们对手机“恨之入骨”的时候,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研究室副主任朱迪告诉家长们:如果分享的话,他们告诉同学的比例是16.24%,高于告诉父母15.29%的比例。按理说,父母本应该是孩子们最信任的人,但事实是,青少年在面对网络风险时,他们更多的时候选择沉默,或者是告诉他的同辈朋友,之后才是家长。
　　“研究表明,青少年上网所做的事情排名第一的是学习,包括查资料、传递作业等等,排第二的是听音乐,排在后面的是游戏、聊天以及短视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雷雳说,从这个排序来看,问题并没有家长想象得那么严重。
　　一名中学生说:“爸妈拿着手机就是在工作查资料,怎么我一拿起手机就是玩游戏?他们越这么说,我就越玩。”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秘书长恽梅指出,现在的家庭教育中有一种“经验性伤害”,就是父母总带着自己成长中的经验去要求孩子。
　　恽梅说,家长必须要跟孩子一起学习了。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了解孩子,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回信任。
　　“青少年为什么喜欢网络、音乐、游戏?”雷雳说,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都要解决自我认同的问题:要搞清楚我是谁,别人怎么看我,我的未来什么样?网络恰恰给青春期的孩子提供了探索的平台和空间,而且,在网络中犯错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比较小。比如,一个男孩子在现实中穿裙子上学去,可能会“社死”,但在网络上,大不了改回来就行了。
　　要防止青少年的网络沉溺,但是绝不能用“堵”的办法,更不能不让青少年接触网络。
改变2　　不能再甩锅给时间
　　以前,一说到家庭教育,不少家长就会说“没有时间”或者“工作太忙”,于是把学知识的事交给课外培训机构、把学技能的事交给专业的教练,连给孩子增强营养的事也“包”给了外卖。
　　是时间的问题吗?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提醒大家关注一个现象:去年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不少孩子和家长留在了家里,按理说家长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了,可以更好地实施家庭教育了,但是亲子冲突却明显增加了。“这说明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家长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排孩子,不知道如何跟孩子相处。”边玉芳说。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80.7%的受访家长平时在家庭教育中有很多的困惑,94.7%的受访家长期待家庭教育促进法能够帮助自己缓解教育的焦虑。
　　其实,并不是家长们没有能力给孩子们制定“时间表”,而是“时间表”上的内容过于单一。
　　“我们的家庭教育知识化、学校化、技能化的特点已经越来越突出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说。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教育,家庭教育没有大纲和教材,更没有做不完的习题。家庭教育其实要经历一个“去学校化”的过程。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呢?
　　“家庭教育一定是这样的,今天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孩子做得不够好,这时候,家长的教育机会来了；或者邻居家发生了一件事,也可以成为家长的教育机会；同样,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也是家长的教育机会。”边玉芳说。家庭教育应该发生在每一天的任何一个时刻,应该就发生在饭桌上。
　　参与青少年家庭教育研讨会的多位专家指出,家庭教育要回归生活,一家人一起吃饭是家庭生活中最典型的场景。
　　都说这一代家长学习能力强,但是会学习并不意味着会教育。“很多父母看书的读书笔记很厚,重要的是要把学到的内容做出来。”恽梅说。所有的改变,归为一点就是家长要改变高高在上的姿态,放下身段,真正拉近与孩子的距离。　　　　　　　本报综合

教育部明确:这类教育培训禁止
　　教育部办公厅11月19日发布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的通知。其中明确,高校不得以“研究生”“硕士、博士学位”等名义举办课程进修班。面向社会举办的非学历教育不得冠以“领导干部”“总裁”“精英”“领袖”等名义,不得出现招收领导干部的宣传。
　　《规定》强调,高校应严格规范非学历教育招生行为,自行组织招生,严禁委托校外机构进行代理招生。招生宣传内容必须真实、明晰、准确。
　　在合作办学方面,《规定》要求,高校应严格控制非学历教育合作办学,确需与校外机构开展课程设计、教学实施等方面合作办学的,应对合作方背景、资质进行严格审查。如合作方涉及本校教职员工及其特定关系人的,应在立项申报时主动申明。合作办学要坚持高校主体地位,严禁转移、下放、出让学校的管理权、办学权、招生权和教学权,严禁项目整体外包。脱产学习超过一个月的非学历教育、受委托的领导干部培训项目,一律不得委托给社会培训机构,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举办。
　　在教学管理方面,《规定》要求,高校要建立非学历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和质量保障机制,加强项目设计、课程研发、教学组织、效果评价等方面管理,明确教学目标和计划安排,严格学习纪律和考勤考核,加强学员管理。非学历教育可采取脱产、业余形式。鼓励高校创新教学模式,开展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化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高校非学历教育结业证书应由归口管理部门统一制作、分类连续编号,与学历教育证书明显区别。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