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林

　　
　　西南大山的深处,有一个三面环山的僻静山村,是我母亲的娘家。
　　从我两三岁起,每年总有几次,比如中秋节前和春节过后,母亲都要带我去姥娘家。如今,时隔六十多年,还清清楚楚记得一件事。那年正月初三走姥娘家,我已经五六岁。在姥娘家村子中央,有一个十字路口,路口西南角的一户人家,房屋的后墙开着一扇大窗,正对着姥娘家的胡同口。那窗子高高地撑着雨搭,窗沿很低,我一出胡同口,便看到一个年轻姑娘正在靠窗梳妆打扮。
　　看她的样子,大概快要到出嫁年龄了吧。那姑娘穿着大红色的棉袄,翠绿色的裤子,一头乌黑的长发像瀑布似的披散在胸前,齐眉的刘海紧贴在前额,两耳边还有两缕微微弯曲的短发,蓬松地垂在两颊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戏台上旦角腮颊两边的片子,漂亮极了。她知道我从城里来,见我呆呆地看她梳头,她似乎很高兴,一边梳头,一边不时地笑着看我一眼,那侧脸微笑的样子更漂亮了。
　　那时的我,丝毫没有男女有别的观念,在美丽的女人面前没有羞怯,只管扒着窗沿,痴痴地看她梳头,就像看一位擅丹青的画师在画画,看一位心灵手巧的工匠在制作一样。只见她把一只小瓷瓶里的东西倒在手心里搓几下,抹在披松的黑发上,立时,一股熟悉的香味从窗口飘出来。我知道那是桂花梳头油的气味,我母亲梳头时就常用到。又见她一手捏一把红色的木梳,一手拢住油黑乌亮的长发,一上一下反复梳着,桂花油的香味不断飘散。长发梳好后,她又把瀑布似的长发撩到颈后,再用一根红头绳绕来绕去,不一会儿便扎成马尾似的头发把子,又从梳妆盒里取出一只绑在竹签子上的假辫子,用劲插进头发把子里。立时,粗黑的头发把子又长出了许多,然后再梳了又梳,仍不时朝我笑笑,露出雪白的牙齿,我看着她俊俏的模样,心里舒服极了。
　　“你几岁啦?”她伸了下懒腰,扭身朝着窗外,笑嘻嘻地问我。
　　“我……我快六岁啦。”我只管呆呆地看她梳头,没料到她会跟我说话,结结巴巴地急忙回答。
　　“啊,不小啦,该说媳妇啦。”她用眼角瞅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泼辣和顽皮。我知道她是开玩笑,脸上只觉热辣辣地。
　　“你看我俊吗?”她把身子伏在窗沿上,我闻到的仍是那股熟悉的桂花油的清香,不由地看了眼她那俊俏的面庞和黑发,十分认真地说:“俊。”
　　她开心地笑了,脸上像绽开了一朵花,我不明白,一个小孩子的赞美,竟令她如此满足。
　　接着,她又开始了美的塑造。
　　她的手指像穿花似的,把乌云般的头发先是分成三股,然后,熟练地翻飞手指,一会儿便编成一条又粗又大又长的辫子,再在辫根和辫梢处缠上一道道红的绿的头绳,而且在辫梢时,每缠一道,便垂下一扎长的头绳,直到缠完头绳,在辫梢处便垂下红绿相间的一扎长的穗子。梳完头,姑娘变得更加美丽俊俏。她用两面椭圆形镜子,一前一后地前照照、后照照,看着镜子里的容颜,她的笑容越发灿烂了。
　　我闻到她梳头时散发出的桂花油香味时,突然想到了母亲。母亲年轻时也一定很漂亮,每天也会像这个姑娘一样梳妆打扮,直到现在她仍用桂花油。她也有浓密的黑发,只是不再梳长辫子,而是在前额整齐的发际以上,梳拢成略微蓬松的发型,颈后挽一只新月形发髻,当时都叫做香蕉髻,这是旧社会城市妇女的典型发型,解放初期仍时兴。幼年的记忆中,母亲常穿一件绛紫色的旗袍,身材高挑。有一次我趴在枕边,静静地看母亲梳完头,挽好髻,也是用两面椭圆境子,一前一后地照,然后扭头问我:“娘丑不丑?”我急忙说:“娘一点不丑,娘好看。”娘说:“真是狗不嫌家贫,儿不嫌娘丑啊。”娘说着,脸上的笑容那样好看,那样满足。想着想着,我不禁扭头看了眼村中那条石头路,弯弯曲曲一直通向村外,母亲就是用她的大脚板,沿着这条小路走出大山的。
　　今天,这个正在梳头的美丽姑娘,将来不知会走向哪里。
　　以后去姥娘家,路过村中心的十字路口,我见那扇窗的雨搭没有撑起,心里像缺少了什么。表哥告诉我,那家的姑娘出嫁了,嫁到对面半山腰的一个村子了。以后再去姥娘家,那家后窗的雨搭再也没有撑起过。
　　六十多年过去了,西南深山里的那扇窗,在我心里依然敞开着,那个梳妆姑娘的俊俏模样,依然记忆犹新,她梳头的一招一式和每一个动作,我仍记得清清楚楚,她的美丽和笑容,也如在眼前。
　　这件极为简单的小事,却让我一直记在心里,陪伴了我大半生。也许,这是最早萌发的对美的追求和冲动吧。那位倚窗梳妆的妙龄姑娘,虽然身居深山陋居,依然有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她面对窗外的我,流转出的明眸和笑容,还有质朴率真的对话,显然是对自身姣美的自信和满足。而窗外年幼的我,尽管正处在天真无邪的年龄,面对美丽的村姑以及她对美的塑造(梳妆的过程),在心底生出来的对美的爱恋和赞美,虽然只是极其懵懂的感觉,但对美的欣赏却是真挚的。所以,美丽是永恒的主题,美的一切都值得感动和怀念。
　　前不久,据说有关民俗专家和学者,经过发掘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在民间流行的富有民族传统色彩的发式和服饰,作为一项我国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民俗和文化遗产,准备申报非遗项目。六十多年来,那个深山里倚窗梳妆的姑娘,已成了一段不可回放的影像资料,它虽然不能再现,却永远贮存在我的记忆里,并不时地重现,也算见证了一种早已消失的民间非遗文化。
　　这些年,去姥娘家很少了,隔个十年八年,才偶尔去一两次。每当走进那个僻静的山村,走在村中间的那条弯曲小路,经过村子中央十字路口时,我还是特别留意寻找那个撑着雨搭的后窗。但时过境迁,那条用山石铺的小路,已改成水泥路,十字路口西南角的那几幢石板小屋,已换成高大的水泥房子。大山深处那个俊俏姑娘倘若健在,也该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


　　1960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成了家里学历最高的知识分子。在青岛工作的叔父每次来信,都由我回复,每次给叔父的家书,也是我写。我第一次给叔父回信时闹了一个笑话,想学旧社会文人的竖行写法,可总写不直,只好横写,但写信封时,坚持用了竖写,贴上邮票后,喜滋滋地把信投进邮箱。不料第二天,邮差就送来了回信,看那信封眼熟,原来正是我刚寄出的那封,邮票上已盖了蓝色的邮戳。因为我不懂竖行排列的顺序,误把收信和发信的地址填倒了,所以就当作青岛来信寄回来了,白白浪费了八分钱的邮票。
　　不过,我的学问还是得到顾三爷的认同和赞扬。
　　顾三爷是老街坊,也是祖父在世时的好友,他无儿无女,孤身一人。经常在傍晚,怀揣一本旧书,找我给他念,排遣酒足饭饱之余的寂寥。起初,为了能令不识字的顾三爷从听书中获得快意和满足,我也能从书中知道一些道理,倒也十分乐意,但日复一日地每晚念书,终究会厌倦。我十分惊诧顾三爷的求知欲之强,念完一册又一册,每晚念书几乎成了必修课。他不知从哪里寻觅来许多旧书,如《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说岳全传》《隋唐演义》《济公传》《施公案》等,总算念完了,我长舒了口气。可刚过两天,他又怀揣一本厚厚的《荒江女侠》来了,他明知我不情愿,仍腆下脸来,近乎央求让我念。这本厚厚的《荒江女侠》是清末民初的新武侠小说,比旧演义书籍多了些生动的武打场面和人物性格的刻画,顾三爷听着时而闭目凝思,时而拍腿叫绝,直叹未早听此书。
　　我的学问在顾三爷面前有了充分的展露,他是聪明人,也懂得对我这个小文化人的拢络和尊重,有时慷慨地给我一块钱(那时一张戏票只要一毛五分钱),让我买戏票去看戏,剩下的钱让我买画本。有时,逢星期天不上学,他买上零食,灌上瓶凉开水,带我逛西门、下河滩、爬云门山。
　　夏日的一天,顾三爷约我去南山玩,路过瀑水涧,在涧边的峭壁上,长着一片茂密的酸枣棵子,阳光下,酸枣叶子绿得发亮。突然,浓浓的枝叶里发出几声清脆的叫声,那分明是蝈蝈(青州当地土话叫咬子,雄性的叫公咬,雌性的叫母咬)的声音。顾三爷示意我别动,只见他蹑手蹑脚靠近酸枣棵,循着叫声,瞄准了咬子的位置,猛地用他一双大手,把一只正在震翅呜响的公咬捂在掌心,接着,又连续扑了五六只肥肥的母咬。当然,这都是顾三爷的战果,我好不容易逮住一只母咬时,它把我的虎口狠狠咬了一口,疼得我一抖手,又把它扔了出去。后来,顺着瀑水涧的东崖边向南,在凤凰山麓的松树林里乘凉,又见山石缝隙里长了些赭黄色的山草,上边不时有绿色的、灰色的、赭色的蚂蚱在蹦跳。刚歇了不一会儿的顾三爷和我,便又起身扑蚂蚱,扑蚂蚱要比逮咬子容易得多,没有酸枣棵子上的尖刺扎手,蚂蚱也不会咬人,一顿饭的工夫,两人便捕了一二十只蚂蚱,顾三爷折了根山草梗,把咬子和蚂蚱穿了一长串,斜挎在我的脖子上,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到家后父亲用一抹盐腌了,摊在篾垫上晾起索了,狠心倒了两瓶盖的豆油,炸了两小盘,让我给顾三爷送一盘,他却只留下一只母咬和两只蚂蚱,说这就足够他一顿好酒肴了,剩下的又叫我端回去。在清水煮树叶的年头,那油炸母咬和蚂蚱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佳肴,胜过山珍海味。父亲自然舍不得一人吃,我和姊妹们都分了只蚂蚱,祖母舍不得吃,只吃了几根蚂蚱腿,算是尝了鲜。母亲当时患水肿,两腿肿得发亮,一摁一个窝,许久起不来,大夫说是严重的营养不良,父亲便叫母亲多吃几只,母亲直说蚂蚱真香,却舍不得多吃,我便暗自决定过几天再去多捕点。
　　父亲知道我要路过瀑水涧,那里崖高水深,地势危险,没有大人陪伴,坚决不让我去。我本想再约顾三爷一起,又不愿欠他人情,便在腰后掖了把苍蝇拍,偷偷地去了。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连咬子带蚂蚱居然捕的比上次还多,想到回家后,父母、祖母和妹妹们,见了不知要多么高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