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载春风在潍县,郑板桥在“锁院”当过考官,在乾隆游泰山时任“东封书画史”,这是他艺术臻于成熟的时候。卸掉官职,他在家乡开始新的生活,诗书画“三绝”之名渐渐传扬开来,“画竹诸家问老夫”,而竹之神、生、节、品四性,则是其对竹的高度概括。
　　从锁院到泰山的辉煌
　　板桥到潍县第二年,例行秋闱。钦命侍讲学士德保到山东任主考官,要选18名同考官,分房阅卷。板桥是外省籍,又是进士,且有文名,被选为同考官召到济南,住进贡院。贡院与外界隔绝,又称“锁院”。
　　在锁院里要严格按照程序收阅、呈递。刻板的程式、冷清的生活,板桥深感无聊,便回忆过往以消磨时光,写成了《扬州杂记》。写诗作画,也算是一种排遣。在锁院,板桥和过两首诗,一是主考官德保赋《郑大尹板桥》,板桥即席奉和,收入诗集时冠题曰《济南试院春和宫詹德大主师枉赠之作》；还有一首是和知己于敏中的,题作《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要到泰山封禅,为民祈福,当然也为朝廷、为自己祈福。乾隆好写诗、好写字,每到一处都要赋诗遣兴。迎接这样一位皇帝,必须得有几位明白书画且能提笔的人,板桥被选中,任“东封书画史”。
　　板桥应召提前上泰山。泰山雄伟的风姿、深厚的文化积淀,板桥仰慕已久,如今登临,还要侍奉皇帝,他特意寻来一块寿山石,捉刀刻了一枚印,文曰“乾隆东封书画史”,以激励自己。任“东封书画史”获“加一级”,板桥当然高兴,那种自豪感让他久久不能忘怀,虽然最终皇帝没有来,但板桥“治顿所,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亦足豪矣!”
　　诗文记录民间疾苦
　　“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他“尚真”“重情”,直面社会人生,倡导“周情孔调”,继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直追左、史、庄、骚、杜诗、韩文。
　　知范县时,诗作不单是吟风咏物,吊古感今,他开始将任职所见、所闻、所感,提炼归纳,写进诗作。《孤儿行》《后孤儿行》《姑恶》三首长诗,通过对两个孤儿、一个童养媳悲惨遭遇的生动描述,直指灾荒疾病、宗法制度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这是体察民间疾苦之作,他怀着真性情,描述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小人物之苦难,意在召唤人们多生些恻隐之心,呼吁社会多存些爱怜之意。
　　知潍县时,在抗灾赈灾、解民于水火之时,亦为民歌哭,鞭笞不仁。潍县的灾情让他目睹了百姓的悲苦,他以切肤之痛,描摹灾民的惨状,一洒同情之泪,写下《逃荒行》和《还家行》两首古风。
　　《逃荒行》《还家行》,对灾民逃荒经过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非身与灾荒之境,目睹现实难写；非深关民情,极具同情心不能写。板桥没有亲历逃荒,可他对灾民的艰难感同身受,怀了深切的悲悯,将所闻所思写了出来,如同亲历。
　　乾隆十六年(1751),59岁的板桥手抄《潍县竹枝词》24首,反映民瘼的有16首之多。他以自己的诗词教化百姓,希望人们惜生怜弱,潍县大地时时荡漾春风。当然也有歌颂潍县繁华的诗作,描绘潍县风土人情的闲笔,如“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若论五都兼百货,自然潍县甲青齐”。
　　文学主张“学者当自树其帜”
　　板桥与韩镐论文亦被传为佳话。板桥爱才、惜才,极力鼓励有才华的人出头上进,专门为韩镐撰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阐述了自己为文的准则。他认为文章要凝练、新颖,不能堆砌辞藻,陈陈相因。此联让韩镐终生受教益,文名远播。
　　即使在衙斋里,有了空闲,板桥也是寄情于学问和艺术。为友人颜懋侨诗集作序,从绘画入笔,由画切入诗,“诗之为道,何独不然”,道出诗的高妙之处。板桥在给江宾谷、江禹九的复信中,道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学者当自树其帜”,不人云亦云,才有新意,才可称之为创作。
　　他还进一步阐述了为文之目的:养己之身,用之于民,化乡党而教育子弟,而不是为了其他。
　　六分半书行之于天下
　　板桥的书法,在青少年时期,以临习欧阳询九成宫为主,用笔起止有度,结体精密细致,一丝不苟,这是科举应试必须的。中青年时期,书风开始变化,风格初露端倪。34岁时正楷手写《五经》,奔放之势屡见笔端,受黄庭坚影响比较明显。37岁写的《四时行乐歌》、38岁写的《贺新郎·送顾万峰之山东常使君幕》皆是行书,用笔流畅娴熟,结体中宫收紧,撇捺长出,但隶书笔意尚不明显。
　　40岁中举,书法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以隶入行草的笔法较明显,有了明确的追求。中进士后,更是放手发展自己的特色,从乾隆元年到任职范县的六年里,他的书法楷隶相参,结体开张,风格渐趋成熟。在范县“时时作字,古与媚皆”,把真、草、隶、篆结合为一,而以真、隶为主参以行草篆籀的书体,更加自觉和自然。作品用笔凝重,结体雄强,特别是以行草为主的作品,恣肆奔放,有一泻千里之感。
　　在潍县的衙斋里,板桥稍有空闲便挥洒一番,乾隆十四年(1749),板桥57岁时着手对自己的诗文作了总结,不久印行,连同他兼有楷隶行之意的“六分半书”一起行之于世。板桥手书《城隍庙碑》,字与文可称“双绝”,受启迪者无从算计。“难得糊涂”匾额更受世人推崇。四个大字楷隶相参,稍带篆籀,凝重而不呆滞,不俗；跋文写得长长短短,欹欹侧侧,如乱石铺街,有趣。
　　乾隆十七年(1752)末,60岁的板桥称病乞归获准。他于腊月离开官署,寄居郭家园。春节过后天气渐暖,板桥决定回兴化老家。“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板桥扶起送行的士绅百姓,揖别新任县令,回望城隍庙、文昌阁,蹇驴人影,形销骨立。在潍为官七年,他带走的,仅有毛驴驮着的几十本图书拓片、笔砚,他在留恋与不舍中踏上归程。后“潍人戴德,为立祠”。
　　领扬州画坛风骚
　　板桥乞疾归老,在融融亲情、乡情中开始新生活。好友李葂赠联:“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板桥的诗书画艺术,由于李葂的提炼概括,拈来先贤的称谓以冠之,“三绝”声名渐著。
　　62岁时,板桥应杭州太守吴作哲之邀赴杭,杭州官府上下宴请不断,陪游不辍,又有银两礼物相送,板桥高兴之余,写字作画予以回报。在杭州,板桥的书画热可炙手,所收润笔不少,甚至湖州太守抢走他给杭州太守的字画。
　　告别杭州,板桥回兴化稍住,接着赶到扬州。此时的板桥,已不是三十多岁的落拓扬州、四十多岁的卖画扬州,而是能领一时之风骚了。
　　别开“生”面擅画竹
　　板桥的绘画以兰竹石为主,尤精于竹,而竹多依于石侧,那首“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题竹诗,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力量。他画竹,“萧萧二三竿,自然清风足”,即使一竿竹,在他笔下也是丰富多彩,摇曳多姿的。
　　板桥66岁时为瀛翁作《竹石图》在题诗中吟出“画到生时是熟时”的高论,这个“生”,是别开生面之“生”,是无“似曾相识”之“生”,是熟中之巧,是积淀中生出的精华。“生”寓“新”意,是“熟”与“旧”的反面,是特色与个性,是蜕变和升华。他没有专门的拜师学画,基本上属于文人那种逸笔草草,聊以寄兴的东西,却形成自己的特色,达到很高的水平,有“郑竹”“郑兰”之誉,同代人珍之,后来人更视为圭臬。
　　板桥71岁时,为翔高作横幅《墨竹图》,题的长跋道出了学习他人的密钥,“不学他技”表明板桥的专心致志、用心不二的学习态度；“不宗一家”说明了板桥博采众长、博观约取的学习方法；“五十年不辍”阐明了板桥一生追求、追求一生的可贵精神。正由于此,才有了既远追前人,又超越时人,亦自出机轴的“郑竹”。这“自出机轴”就是一种新和奇,也就是所谓的“生”。
　　“不肯从人法”是新,就是“生”；“不泥古法,不执己见”,不断地废我新我,才有了“画到生时是熟时”的境界；能画少,将“冗繁削尽”,以少胜多,是一个新的高度；题石时抓一“丑”字生发开来,“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没有拜倒在前人脚下,敢于阐发新见解,开发“生”的境界；对兰竹与荆棘共图也有独到见解。
　　天真率直　公布书画润例
　　康乾时期,扬州经济迅速发展,文化环境非常好。结交文人、名士是富商们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以“八怪”为主体的画家们把扬州视为展现才华的舞台、卖字鬻画的市场。
　　乾隆二十四年(1759),板桥公布了自己的书画润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
　　板桥不止写过一份书画润例,在另一份中讲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又赋七绝,向世人宣布,他的画是有价格的,任凭求画者怎么样的叙旧论交,那都是耳边的秋风。把自己的心理底价公之于众,在金钱面前一视同仁,既算不上惊世骇俗伟大之举,也不是一件很低俗的事。这是艺术公开走向市场的标志,也是板桥天真、率直的表现。
　　竹有四性　板桥绝妙概括
　　晚年的板桥已是声名远播,画价高扬,衣食住行无忧、气定而心闲的境界了。69岁的一天,他画得兴起,连作12幅,一幅一题,书与画两两相得,幅幅皆成佳构。画完题完,他闭上眼,静静地躺在藤椅上,脑子却没有停息,一幅一幅地在大脑中过滤。一个时辰后,家童捧茶进来,扶板桥慢慢起身,他呷了口茶,抬手示意家童将12幅画一一展开。板桥扶了手杖,立在画前,一幅幅审视。他要从这12幅画中悟出得失来,让自己的艺术再向前迈进一步。
　　乾隆二十七年(1762)春节一过,70岁的板桥再赴扬州,求字画者络绎不绝,板桥也一发不可收。在千百次实践中,对画理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72岁这年秋,板桥寄居在朋友的杏花楼上。一日秋雨淅淅,落叶萧萧。他听着窗外的雨,望着杯中的酒,无人把盏,自斟；无人劝酒,自饮。不消半个时辰,便有了七分醉意。涤砚磨墨,展纸拈笔,写了一幅《竹石图》,以答谢杏花楼主人。画后题了一篇长跋:“板桥画竹,不特为竹写神,亦为竹写生。瘦劲孤高,是其神也；豪迈凌云,是其生也；依于石而不囿于石,是其节也；落于色相而不滞于梗概,是其品也……”竹之神、生、节、品四性,是板桥对竹的高度概括,可谓妙绝。
　　已过七旬的板桥,体力大不如从前,他怀旧人、旧事、旧地。潍县郭伦升到扬州看望他时,他爰笔书《怀潍县二首》相赠,短短五六十字,把潍县春天的风光特色勾勒了出来。努力地去了一趟焦山,看看自己曾经苦读过的地方。
　　老友李鱓、金农等的离开,对他打击很大,沉湎在对故友的怀念中。乾隆三十年(1765),是板桥人生的最后时光,他已于前一年入冬前回到兴化,活动范围仅是在兴化城走走。进入腊月,板桥的病情加重,汤药难进。不久,一代才俊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