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6月30日,已经退役13年的前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冠军徐伟利到医院看病,因为交不起600元的治疗费泪流满面。目前徐伟利无正常工作和经济来源,也没有医保等保障,身患肾脏疾病的他经常向朋友借钱治病,但根本无法应付治疗费用。(7月1日《三秦都市报》)
　　曾经的冠军落魄如斯,令人唏嘘不已。600元治疗费,指向安身立命的权益之本。有人说这是看病贵的牺牲品,有人说这是医保孱弱的不堪写真,有人说这是举国体制下的“赛”走茶凉……悲悯的腔调一开,冠军就披上永恒有理的“黄马褂”,怪只怪这个社会的炎凉世态。这样的舆论,恍惚似曾相识——此前,大运会前体操世界冠军张尚武的街头卖艺,就曾引发类似的热议与反思。
　　千千万万的冠军,隔三差五落魄一两个,这样的概率,比之于歌坛、影坛的颠沛流离,已经算很幸运。事实上,1999年徐伟利正式退役时,地方体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分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且一次性给予6万多元补贴,并安排其在陕西省青少年体校当教练,也正如徐伟利所言,“说实在的,国家确实对我不薄”。公众无法知悉其后续人生变故的诸多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人该负责冠军的一生。
　　在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固化上,我们警惕于“龙生龙凤生凤”的代际逻辑,那么,冠军就应该个个一生无忧、国家或社会必然要对之承担“无限责任”?若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高考状元的人生是不是也该装进社会的“保险箱”?超女快男的冠军是不是也该一生活跃在娱乐的“一线”?……我们可怜这些潦倒的冠军,但即便再多一个张尚武或者徐伟利,又能说明得了什么?事实上,举国体制不仅没有刻薄大多数的冠军,相反,他们享受到的殊荣与优待,远非一般人可以比拟。公众当记得,不日前,“离奇失踪”多年的前羽毛球世界冠军、湖南乒羽中心副主任黄穗,因为“突然复出”代表澳大利亚参赛成为焦点,但这次焦点不是这位前国手代表他国参赛,而是她不上班却可以领“空饷”的特殊待遇。
　　就体育领域而言,冠军的暗自零落或大红大紫,确实令人反思体制之弊,但更重要的是,阔绰的财政与悲悯的保障体系当秉持起码的底线:不是每个冠军,都必须走上通天大道。在中国,既然有李宁这样的成功转型,也就有可能出现徐伟利这样的潦倒困顿,无需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