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近日,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出台了一项新规:严禁老师和学生一同吃饭、唱歌、出入夜总会等场所,违反规定者轻则通报批评,重则或被开除。该消息一公布便引起了全校师生的热议,有人认为此规定能杜绝校园潜规则、师生恋等情况的发生,十分必要,但也有人对此做法能带来的效果提出了质疑。
　　　　　　　　　(9月26日《楚天金报》)
　　禁令一出,板砖无数。有人说这是校方自己满脑子男盗女娼,所以才会想入非非；也有人说这是限制师生之间正常交往,行政的手太长……这些道理看起来铿锵有力,然而,仔细考量一下,这禁令似乎又很合时宜。
　　一方面,师生恋场景在我们身边已经屡见不鲜,而因此衍生的感情纠葛甚至导致多起刑事案件。譬如2007年发生在贵阳的“9·27中学生杀人案”,案后,贵州大学法学院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一份关于修改《教师法》及相关法律的建议,希望明令禁止教师与学生之间恋爱或发生性关系。另一方面,建立在师生之间利益输送关系之上的“校园潜规则”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当选学生干部、为了提高考试分数等,少数教师手中的权力确实有变现的可能,于此而言,师生之间权与利如果不能界限分明,很容易将权力场上的那套话语搬进校园重演。
　　因此,与其说禁令面目森严,不如说这是防患于未然。“交往禁令”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三个层面:一是厘清师生之间的关系,真要感谢师恩、处好关系,也不是非KTV等场所不可；二是有助于“师道尊严”,《礼记·学记》早就有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教师怎样才像个教师的样子,确实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三是有助于减轻学生及家长的负担。中国本就是个人情社会、熟人社会,尚未建立起有序的契约规则,不少高校师生吃饭、唱歌、出入夜总会等已然成风,这对于从众意识强烈又没有消费能力的学生而言,确实增加了不必要的物质负担。
　　这些年,我们都在呼吁高校去行政化,其实,高校如何“去官场化”、“去成人社会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命题。中国的各色高校都奔跑在前往“世界一流”的大路上,但一些看似愚笨却很底线的规则,往往被践踏。从这个意义上说,“交往禁令”起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尽管禁令本身或有商榷之处,甚至也难以一下子令高校风习澄明起来,但这样的积极探索总好过事后的怨愤。毕竟,解构容易建构难,“起而行之”总好过“坐以论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