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精神卫生法草案对“自愿原则”的尊重与重视,在扼制“被精神病”层面着实是一大进步。只是有了自愿原则的时候,又怕真的精神病没人管。如果相关权力不能及时“隐身”,即便有了“自愿”的法律,还是有“被自愿”的忧虑,“被精神病”与“被自愿”,还有本质区别吗?

　　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精神卫生法草案。草案规定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病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是否需住院治疗,应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严格依条件和程序作出判定。草案还新增了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的规定。　　　　　　(本报今日A29版)
　　这些年,所见所闻“飞越精神病院”的中国式传奇并不少。在法治与人权的天平上,“被精神病”已成为文明社会的一道硬伤。我们记得数年前,北大教授孙东东曾公然对媒体表示,“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
　　因此观之,精神卫生法草案对“自愿原则”的尊重与重视,在法理与民意层面,着实是一大进步。关注精神疾患者的合法权益,也确实刻不容缓。
　　只是,当“自愿”落地,似乎又陷入另一个纠结:没有自愿原则的时候,害怕“被精神病”；有了自愿原则的时候,又怕真的精神病没人管。尽管草案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仍表示要求“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但在自愿原则之下,还是有三点疑问:一是自愿之后,权益如何落实?草案二审稿在第二章规定了政府、学校、社会的责任,但对家庭“自愿”后的家庭责任没有明确表述。在精神病救治尚未列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的背景下,无强制兜底,放手自由的结果,可能未必尽如人意。
　　二是有效的“非自愿”入院异议机制需要明确而充分的版图构建。强制入院最大的弊病,在于强制权限过大,如今虽然立法“自由”了,但因为事实上确实需要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区别对待,那么,如何保障这样的区别政策不至于成为“自愿原则”留下的口子?如果相关权力不能及时“隐身”,即便有了“自愿”的法律,还是有“被自愿”的忧虑——被自愿的加班、被自愿的补课、被自愿的捐款……如果核心权力不能谦抑,“被自愿住院”很难吗?
　　三是如何保障真正的精神疾患者能自愿去住院?这个难度确实很大。正如民众所言,哪个醉酒者说自己喝酒喝醉了?哪个“表哥”或“房叔”说自己贪污违纪了?让精神病人自己判断、承认自己患精神病,这难度不亚于唐僧说服各色妖精立地成佛。对一个身心健康的公民来说,自愿是权益主张的基本规则,但如果精神疾患存在,“自愿”就特别需要公平正义的救济程序甄别与保护——这不仅是对精神科专家的要求,而是对整个精神卫生法施行机制与体制的要求。
　　多少精神病人会“自愿住院”?这个问题看起来有些较真。但如果不能得到明晰的解答,善法还是会被现实无情解构。因为在权力逻辑上,“被精神病”与“被自愿”,还有本质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