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涛
　　我国每年数千件食物中毒事件中大部分是因致病微生物污染引起的。中国耕地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耕地农药残留率达60%—70%。据了解,中国内地限行的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仅为667个,分别只占日本和中国香港的百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6月16日《燕赵都市报》)
　　在看到“我国内地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仅为667个,日本和中国香港的标准分别为62410个和6186个”的现实之后,公众的惊愕绝不只是来源于“百分之一”和“十分之一”这两个数字所反映的差距上,而是“接轨和国情”总不能达到公众主观诉求的背后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切忧虑。
　　不可否认,我国有许多国标,都是落后于国际通用惯例和水准的。比如,我国的空气质量国标,我国的水质国标,我国的乳制品国标,都被指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反映到现实之中,就是在这些领域之中,出现了“蓝天不蓝”、“清水不清”、“乳制品不安全”的种种问题。“国标接轨”,也便成了一种公众诉求。
　　然而,笔者以为,标准的落后并不是真正的落后。比国标落后,更可怕的是,执法和监管上的落后。我们有许多国标。国标已经成为国人生活中一定会遇到的制度。然而,与国标的林立形成反衬,国标却一直没有帮助相关行业建立起足够的权威和可靠指数。
　　有了国标,但没有国标的执行与相应的监管。如此语态之中,又有谁会在乎农药国标之中,到底是有667种农药标准,还是有66700种农药标准!换另外一句话就是,我们从来不缺好的国标,缺的只是有效监管和常态执行；哪怕是标准低一些的国标,执行到位了,也未必出现如此之多的食品安全事故。再具体到农药问题上,近段时间以来,我国一些水果、蔬菜被网上评为“最不安全”,可是,假如真的能够把这667种农药残留监管到位了,我国的水果和蔬菜,还是这么不靠谱吗?
　　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对于国标的监管权力被利益收买或是主动进行寻租,抑或是为了追求地方GDP权力不想不愿不作为乃至渎职,那所有的国标都会形同虚设。说到底,人为监管疏漏远远比农药国标落后要严重的多,而国标的落后,仅仅是整个食品安全问题中很小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