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官员财产监管早已在上世纪达成自上而下的共识,虽然制度设计目标明确,但申报的约束仍处在粗放阶段,既缺乏法制层面的全国公示,也没有实现问责与监督兜底的常态执行。公众心理承受与舆论预期,早已经过了河,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官员财产公示,还要假装摸石头到什么时候?
　　浙江武义县纪委日前首次抽查核实“县管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抽查了5家单位37名领导班子成员,其中11人在核查前补报了此前漏报事项,内容基本为房产,最多者漏报3套。而之所以漏报,是因为他们觉得申报是“走过场”,不会对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调查核实。　　　　　　　(本报今日A29版)
　　一声“抽查核实”,吓出了近1/3官员“漏报”的财产。有意思的是,最多的能“漏报”3套房；即便“补报”完毕,鉴于全国住房信息联网仍停留在“老牛拉破车”阶段,外地可能被“漏报”的房产仍无从查核起。这就是一个县级地方,官员财产申报试水的现实。
　　有一点是肯定的,官员财产监管早已在上世纪达成自上而下的共识。1995年,中央即出台了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的相关制度。2010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在《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以及官员谎报、瞒报、不报的相关责任。虽然制度设计目标明确,但申报的约束仍处在粗放阶段,既缺乏法制层面的全国公示,也没有实现问责与监督兜底的常态执行。
　　这些年过去,该试水的试过了、该研讨的辩过了,问题与症结早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于决心与气度。今天看来,及早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在微观层面起码有三重现实意义:一是严防贪官外逃。近期,多名涉嫌经济问题的官员失踪。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外逃贪官基本都会在财产领域露出蛛丝马迹,而公开制度则是顺藤摸瓜的前提。
　　二是管控职务浪费。北京、河北、山西、江苏等地调研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呈现出铺张浪费、挥金如土的恶性态势,一个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以上、经济好的要100万以上,尤其是个别单位领导干部公私不分、集体性职务消费等腐败行为,造成公共财政奢侈浪费惊人。一些奢侈类公共事件,出事儿了,就说是“自费”；但其财产有没有充裕到“能自费”的地步,因为没有公示的基数,谁也说不清楚。
　　自从240多年前瑞典首创官员财产透明制以来,财产公示这个“治官之术”就被世界多国效仿。时至今日,全世界已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这项制度,既包括英美等发达国家,也包括泰国、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申报制度,起码也走过了十几个年头,公众心理承受与舆论预期,早已经过了河,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官员财产公示,还要假装摸石头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