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一直用中立的态度看大同的造城运动,是因为其中的功过此时还不宜评论,现在最重要的是考验新任政府的从政智慧和为民理念。要成为“烂尾”不难,只要“不认账”即可,但如此一来,五年一届的“政策烂尾”就成了恶性循环,城市发展无从谈起,建筑、街道不过是五年一次的拆建,如此作为,只会招致载声怨道的结果。
　　　　□本报评论员　王首荣　
　　2008年,在大同市时任市长耿彦波的推动下,大同强力推行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保护工程。2012年底,大同古城全面合龙。然而,2013年2月,耿彦波调离,工地急剧降温政府工程停工、拆迁工程搁浅。11月21日,其护城河甚至被建筑垃圾填埋,而此举得到大同市园林局同意。市政部门的一位知情人道出实情,现在政府资金不足,护城河修不了,先回填绿化暂时搁置下。而由此引发数百市民自发扯条幅,要求恢复护城河建设,延续古城保护工程。
　　　　　　　　　　　　(本报今日A30版)
　　一个因为“造城运动”而走红全国的城市,再次吸引公众的眼球是因为一个问号:一个耗资百亿的工程历时五年,拆迁4万余户,难道真的要随着市长的调离而搁浅?无论这项工程决策之初经历了怎样的波折,眼见雏形已现,大同市民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烂尾”,但除了望河兴叹,更多地只能是寄希望工程不要停,能向着利民的方向持续下去。笔者认为,无论从投入产出上计算,还是城市长远发展上,此时简单停工息政有劳民伤财的嫌疑。
　　跳出大同,不去看“五年道路建设的投资为162亿多元”、“五年间共动迁4万余户,建成安置房14万套,在建的还有6.7万套,保障房总投入240亿元”、“约100亿元用于新建改造几乎遍及全市城乡所有中学、小学共656所”……这些具体的数字,你会发现诸如此类的烂尾楼、烂尾工程其实并非个例。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不少地方热衷于拉大城市框架,但资金短缺和融资渠道狭窄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地政府。于是,圈地卖钱、囤地升值的踩红线行为屡禁不止,而与之伴生的就是烂尾楼盘、烂尾工程。只是在大同,这种大破大立将经营土地、负债发展运用到了极致,以至于“烂尾”显现时,也成了民意与政府的最强对峙,成为中国式造城的典型缩影。当市民发出“一直担心大同建设半途而废,真的确认了,心在颤抖”的疾呼时,大同样本发展的下一个出口在哪,也就更具代表意义。
　　一堆垃圾、一句“先回填绿化暂时搁置”显然不是最好的结局。不得不承认,造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环境和居民居住条件,实现了城市规划的蝶变,这也是在迁与不迁、拆与建的博弈中带来的收益。所以,简单粗暴地以“停工”去回填债务“大坑”,决非明智之举。人走政息的揣测,加之中央金融政策的变动,无疑会加剧投资方的摇摆,倘若政府此时不能从已有摊子中找到政策延续与债务偿还的平衡点,不但五年的建设白费,政府也将为沉重的债务和民意拷问所累,彼时,造城之殇将彻底无法收拾。
　　之所以一直用中立的态度看大同的造城运动,是因为其中的功过此时还不宜评论,现在最重要的是考验新任政府的从政智慧和为民理念。要成为“烂尾”不难,只要“不认账”即可,但如此一来,五年一届的“政策烂尾”就成了恶性循环,城市发展无从谈起,建筑、街道不过是五年一次的拆建,如此作为,只会招致载声怨道的结果。无论结果怎样,政府的责任是逃不掉的,但至少在行与止之前,听听民意所向,或许出路就在其中。